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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抚养给付制度初探

作者:中国法制宣传网 发布时间:2009-03-25 阅读数:
 【内容提要】国婚姻法关于离婚扶养给付制度在立法上存在疏漏,离婚扶养立法的请求权基础不明确,以夫妻分别财产制限定家务劳动补偿与现实脱节,经济帮助制度适用条件过于苛刻。离婚扶养给付本质为夫妻扶养义务的延续,其请求权基础为配偶权的延伸保护。通过借鉴外国立法体例,认为我国婚姻法应建立以救助性扶养、补偿性扶养为基础,兼顾居住权的离婚扶养给付制度,并具体从它的要件、考虑因素以及限制予以明确规定。
  【关键词】离婚扶养给付 配偶权的延伸保护 救助性扶养 补偿性扶养
  [Abstract]The Marriage Law has some limitations in maintenance system in divorce case. For example, the basis of claim right is indefinite, the provision that the housework compensation is suitable for husband and wife' s separate estate system is out of reality, the applicable conditions of financial aid are critical. The nature of divorce maintenance system is the extending obligation of husband and wife, and the basis of claim right is the extending protect of spouse right. By learning from foreign legislation style, we think our country's marriage law should establish a divorce maintenance system which is base of relief maintenance and compensation maintenance, giving attention to inhabitancy right.
  [Key words]divorce maintenance; the extending protect of spouse right; relief maintenance; compensation maintenance

  离婚后陷入经济困难的夫妻一方,可以请求有能力的另一方予以某种形式的援助之制度,各国法律均不同程度规定。但对此制度,学者间称谓不一,笔者认为以“离婚扶养给付”称之,方体现它的本质特征,反映离婚后的扶养之请求权基础。
  离婚扶养给付是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由于经济上的合理分工导致一方收入能力下降和其他合理的婚姻投入,在离婚后该方有权请求另一方给付扶养费或者其他形式援助的一种法律制度。它是世界上多数国家所采取的一项离婚救济措施。但是,我国现行离婚扶养立法存在明显缺陷,完善我国离婚扶养给付制度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我国现行婚姻法离婚扶养给付制度的缺陷

  我国现行婚姻法第40条以及第42条是对离婚扶养给付制度的立法规定,主要包括家务劳动补偿以及经济帮助两种形式。但是,从民事权利理论及司法实践中来分析,存在明显的不足。
  (一)离婚扶养给付的请求权基础模糊
  我国婚姻法第40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对,由人民法院判决。”这是我国关于离婚扶养立法的明确规定,学者分别称之为“家务劳动补偿”和“经济帮助”两种形式。然而,该制度的请求权基础是什么?夫妻一方基于何种权利理论提出请求离婚后扶养?学术上对之模糊不清,必然导致夫妻一方行使权利受阻。
  “权利是法律授予行动的合理根据”。离婚后一方有权请求另一方给予支付扶养费或其他形式援助,则另一方应有法律上的相应义务,此是民事法律关系关于民事主体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基本理论。根据权利产生的依据不同,可分为第一性权利和第二性权利。请求权属于第二性权利,它应有原权。质言之,法律既然赋予离婚后经济地位较弱一方对另一方享有请求权,必有基础权利,即有权请求扶养的一方应有权利来源的基础。否则,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水之木。
  我国学者认为,离婚后一方对另一方的经济帮助,“不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法定扶养义务的延伸,而只是派出于原夫妻关系的一种责任,是离婚后的一种善后措施”;此观点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仅是以社会保障的补充为请求权基础,只能作为政策而言难以作为法律论,因而没有提出明确的民事权利来源;从上述婚姻法法律条文内容来看,离婚后的扶养本质上仅是一种道义上的帮助,但属于道德调整的范畴,没有法律约束力;道德上的义务能否上升为法律规范之义务?在法律以及理论没有解决离婚扶养请求权之前,夫妻一方以何种权利提出救济之诉?岂不是名不正,言不顺!由于我国婚姻法学界对之认识模糊,离婚扶养立法制度就权利理论方面存在一个尚未圆满解释的问题——离婚扶养给付请求权就师出无名、于法无据。
  (二)以夫妻分别财产制限定家务劳动补偿与现实脱节
  通说认为,夫妻财产制依内容可分为联合财产制、分别财产制以及共同财产制等。根据婚姻法第40条规定适用离婚家务劳动补偿的前提条件是夫妻存续期间必须实行分别财产制,其他夫妻财产制的则不能适用家务劳动补偿。此显然与我国现实婚姻财产制相脱节。
  从我国的实际看,人们还没有接受“夫妻别体主义”思想,仍然深受传统的夫妻一体主义的影响,人们在婚姻生活中并无财产分属分管的普遍观念。实行分别财产制一般认为是夫妻之间不抱有完全白头偕老的信心,并为以后的离婚便利做准备而约定。所以,除了极少数婚姻外,我国夫妻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的数量很少。可见,我国现行婚姻法将家务劳动补偿限定在实行分别财产制的婚姻当事人,极大地限制了这一救济制度的适用。
  有学者认为,婚后所得共同制,自可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予以照顾,并无适用的必要。该观点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对家务付较少的一方,应专注于事业上的劳动而创造出较多的夫妻财产,在离婚时才可以对付出家庭义务较多的另一方给付分割补偿。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例如夫妻一方负担大部或全部的家务而另一方接受教育或培训,并在毕业、获得学位或执业资格后提出离婚的,付出较少家务劳动的一方的所得并未转化有形的财产,而是转化为获得提高的收入能力。尤其是付出家务劳动的一方甚至将夫妻共同财产的大部或全部用于资助另一方的教育或培训时,夫妻共同财产往往很少。这样,如果不适用家务补偿制度,即使将微不足道的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分给付出较多家务劳动的一方,也是非常不公平、不合理的。因此,即使在夫妻财产共同制,夫妻一方离婚时应有权请求家务补偿。事实表明,家务补偿制度的适用和夫妻财产制的种类并无必然的联系。
  另外,对于家务劳动补偿的适用根据以及适用形式上,我国婚姻法也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不利于司法实践操作。
  (三)经济帮助制度适用条件过于苛刻
  我国婚姻法第4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7条的规定,是我国现行婚姻法有关经济帮助的规定,对于解决离婚时生活确实存在困难的一方,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所存在的缺陷,也使其价值大受质疑:
  经济帮助适用的条件过于苛刻。它要求享有经济帮助请求的一方必须是离婚时无法维持当地的基本生活水平,或者离婚后没有住处,此条件显然过于吹毛求疵!首先,对于“生活确有困难”的认定采用了贫穷主义,其标准是以离婚一方能够维持生存为条件,与实际生活相距甚远。据调查统计,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现阶段中国家庭的住房、医疗、教育的支出等,是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市场经济已经相对发达的今天,经济帮助制度还采用此贫穷主义既脱离了中国现实,也无法保障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其次,法律对于生活困难的认定有严格的时限,仅仅着眼于离婚时的困难,而排斥离婚后可预见的困难,会导致许多离婚后的弱者合理权益得不到应有保护,立法的宗旨与实践效果相脱离。而且,这种经济帮助原则上是一次性的,一方的经济帮助义务履行完毕后,即使被帮助方离婚后不久因特殊情况导致生活困难,也不能通过法律救济得到解决。
  法律规定过于笼统,缺乏操作性。对于何谓适当帮助?法律没有具体规定;经济困难一方能否提起给付之诉?法律没有赋予。由于婚姻法经济帮助制度没有规定具体的判断尺度,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衡量是否给予经济帮助、帮助的数额、方式如何,有无限制?都无章可循,只能自由裁量。因此,不可避免地造成法律适用的不统一,有时经济帮助制度形同虚设,其立法价值无从体现。

二、离婚扶养给付的请来权基础——配偶权的延伸保护

  权利是法律规范赋予个人满足其利益的合理根据,没有权利作为基础,所请求的利益也就没有法律之力,“师出无名”。考究离婚扶养给付制度必须正本清源,对其本质予以定位,并寻找其权利根据,以此作为构建该制度的出发点。
  (一)离婚扶养给付制度之本质——夫妻扶养义务的延续
  现代各国婚姻法均遵循自由离婚主义立法,对于离婚后的扶养立法不再是以一方过错为要件,而是以一方存在需要扶养的事实为客观要件。所以,对于离婚扶养给付制度的本质,有的学者认为属于社会保障的补充;而我国学者通说认为是基于民法的公平原则,属于社会道义上的责任。
  社会保障补充说及社会道义责任说均没有深刻揭示离婚扶养给付制度的本质属性,以法律之外的社会学说解释法律制度,不可能厘定它的实质。
  社会保障补充说,是建立在社会保障不完备基础上,是基于社会保障尚未完备前提下,对于离婚一方的生活问题只好委之于私人扶养。但由于现代各国均建立起相当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补充说也就缺乏了社会土壤,变成“海市蜃楼”!而社会道义责任说,是从社会公平理念入手分析离婚扶养制度本质,有一定道理;但是,民法的公平原则仅是一个基本原则,离婚扶养给付仅是公平原则在婚姻法中的一个具体体现。它必须与具体法律规范结合,才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社会道义属于道德范畴,立法者必须将道德规范上升至法律规范,才能产生法律约束力。该说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相混淆,认为道德规范能够产生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本质相违背,无法解释离婚扶养给付为何具有国家强制力,也不能阐明离婚经济困难一方为何具有请求权。
  以夫妻扶养义务延续说可以界定离婚扶养给付制度之本质,它是一种婚姻法上的民事责任。离婚后,夫妻一方对另一方一定程度的扶养是基于在夫妻存续期间经济上的合理分工而导致的收入之下降,是对离婚后给予扶助的经济补偿。一方有扶养义务,相对方方有相应权利;如此,法律规范规定它的构成要件、法律后果,才能产生相应的民事责任,符合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要素。虽说离婚是夫妻权利义务终止之标志,但是离婚后产生的扶养,并不是说为夫妻权利义务的无限延续,它仅是离婚时一方经济困难及以后所预见的经济困境,在协商或判决离婚之时,当事人一方即可以提出离婚的扶养请求,是离婚时所产生的相应法律后果;称之为夫妻扶养义务的延续仅是表明,在离婚时解决一方离婚后的扶养法律责任问题,与离婚的效力理论不是自相矛盾而是一脉相承。
  (二)离婚扶养给付的请求权基础——配偶权的延伸保护
  离婚扶养给付制度的本质与其请求权基础是一脉相承的,区别在于研究的方向不同;论及它的本质,阐明其是一种民事责任,以指明其本身所固有的、决定性的根本属性;分析它的请求权基础是挖掘其权利的来源,更好地把握它存在的合理根据。离婚扶养给付请求权基础是什么?学者众说利说、合伙说以及夫妻抚养义务说等。
  以上各种学说,均不能令人信服。社会保障补充说,从以社会保障的补充为请求权基础,只能作为政策而论难以作为法律论,而没有提出明确的民事权利来源,不足以得出必须由离婚后一方对另一方加以补偿的结论,缺乏基本的民事权利理论依据。违约责任说、不当得利说以及合伙说,将婚姻关系等同契约,以债发生的原因解释,虽对个案有一定作用,但没有普遍性意义,与夫妻扶养权基于身份权而产生的理论不符。不可否认,婚姻的本质为契约,是男女双方达成婚意的结合。“婚姻虽为契约,但婚姻行为本身,则仅有确定夫妻关系的行为意义而已。”婚姻关系因契约而产生,但婚姻关系是由身份权调整,而不是合同关系即债法规制,这是基于因婚姻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由法律成文规定,不是夫妻双方意思自治之结果。夫妻扶养义务说,虽然指明离婚扶养给付请求的实质,但是从请求权的相对面即义务上阐明。论及它的请求权基础,顾名思义,应从权利上发掘依据,此为正当合理、名正言顺。
  “以配偶权的延伸保护”较能说明离婚扶养给付的请求权基础。
  配偶仅是规范配偶相互关系的权利,属于亲属法上的身份权。配偶权指男女结婚后基于配偶身份负担的特定人身、财产上的权利和义务,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均包括同居的权利和义务、忠实义务、生活互助权、相互扶养权、婚姻住所商定所权以及日常家事代理权及生育权。我国婚姻法虽没有确立配偶权制度,但婚姻法第3条第2项、第4条、第30条、第32条第3款第(2)项、第46条规定规定了若干项夫妻之间特有的身份权利和义务规定,属于类似配偶权的原则性规定。
  离婚时离婚扶养给付的请求权基础应是配偶权的延伸保护。夫妻双方离婚时,法律赋予经济地位弱的一方享有扶养给付请求权。学者认为,“请求权以存在一项有实体依据前提”,即离婚扶养给付的请求权,应有一个权利来源。笔者认为它是配偶权,实质上是配偶权的延伸。理由如下;
  其一,离婚扶养给付的原因源于婚姻存续期间。在现代社会中,资本已变得越来越重要,“资本可以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大多是妻子对孩子及家务劳动付出重大代价,失去了人力资本的投入及价值的增殖可能性,而大夫则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市场投入,通过高级培训、学历进修或者职业能力的磨练,人力资本大为提高。离婚时,妻子的经济地位较弱,出现的人力资本无形下降是婚姻存续期间履行配偶权生活互助权所致,根据“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以及互为因果关系理论,离婚扶养给付的请求权是基于配偶权所产生。
  其二,配偶权应包括先期法益及延伸法益。通说认为,配偶权因婚姻关系而生,因一方死亡或双方离婚而终止。继而言之,夫妻互相扶养关系亦应当从离婚而终止。但是,一方因离婚而出现的经济困难,另一方置之不理,民法公平原则无从体现。法律所保护的法益,应当包括先期法益及延续法益。配偶权的客体是配偶特定的身份利益,也应当存在先期法益及延续法益。身份权所体现的身份利益的完整性和配偶权法益与夫妻权利的系统性,决定了法律对夫妻的身份利益保护必须以对配偶权的保护为基础,向前延伸和向后延伸。配偶权的前期法益,体现为婚约、恋爱间的权益;延伸法益为离婚后的子女抚养、离婚扶养给付。
  其三,离婚扶养给付应为配偶权的延伸。基于夫妻一方因在生活互助上牺牲一定代价,致使人力资源的利益受损,即离婚扶养给付根源是基于配偶权所起,离婚后请求扶养给付应是配偶权的延伸。配偶权延伸保护的是否为离婚一方的权利,应依法律的规定。各国婚姻法均规定,离婚后一方出现经济困难可以提出给付扶养费请求,正是基于此理。也就是说,夫妻相互扶养义务虽仅仅局限于夫妻存续期间,但是,基于民法公平原则及配偶权所体现的原理,婚姻法所保护的应是夫妻存续期间所导致的一切法律后果,它还应包括离婚时或离婚后所产生的或预见的一方经济困难的扶养义务。离婚扶养给付制度相似于离婚后子女的扶养问题,正是婚姻的事后效力之一。因此,离婚扶养给付属于夫妻相互扶养义务郎配偶权的延伸保护顺理成章!

三、各国离婚给付扶养立法的比较分析

  (一)离婚给付扶养的基本种类:救助性扶养和补偿性扶养
  各国离婚后的扶养制度以其是否承认补偿性的扶养为标准,可以分为一元主义和二元主义两类。所谓一元主义是指立法只承认救助性的抚养,而不承认补偿性的扶养,此为德国、法国所采。采取一元主义即救助性扶养以其是否明确要求义务人兼顾权利人的住房和其他生活需要为标准,可以分为兼顾主义和非兼顾主义两种。兼顾主义指义务人必须兼顾权利人的住房和其他生活需要,主要为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所采;反之,则为非兼顾主义。所谓二元主义是指立法既承认救助性的扶养,又承认补偿性的扶养,目前只为美国部分州所采用。所谓救助性扶养指夫妻一方在离婚后将陷入经济困难而他方又有能力提供援助之情况下,后者对前者所承担的救助义务。补偿性扶养指的是夫妻一方对于另一方的教育、培训或收入能力作出贡献,离婚后后者对前者所承担的补偿义务。
  相比较而言,二元主义之立法较优:现代社会的个人财富已经以人们的职业或专门的职业及资格为重要表现形式,而这些财富的获得与家庭另一方的付出密切相关;而且,有利于普及教育,鼓励以知识创造财富理念,符合人力资本理论的要求。
  (二)救助性扶养获得扶养费之标准:两要件主义
  各国立法以获得扶养费的要件之多寡为标准,分为一要件主义、两要件主义及多要件主义。一要件主义是指法院在决定是否离婚给付扶养时只考虑一方是否需要扶养此一个因素,此为瑞典、瑞士等国所采;两要件主义指法院考虑离婚给付扶养时有两个因素:一是一方是否需要扶养;二是另一方需要有扶养能力。此为德国、日本、法国及意大利所采。英国及美国采用多个要件主义,即除了考虑两要件因素外,还要顾及其他因素。
  一要件主义,仅考虑一方是否需要扶养作为唯一因素,忽视了另一方的实际扶养能力,即使法院作出判决而无法执行,也没有法律意义。因此,从实证角度权衡无法采纳此标准。而多要件主义,是由于英美法国家主要运用判例法灵活应用所致,而且,离婚扶养给付考虑过多要件,反而会限制该制度的立法价值。而两要件主义,客观权衡离婚双方的经济实力,根据事实作出判断,合乎情理。
  两要件主义考虑的两个要素,若法律不加以明确规定,法官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需要法律对“需要扶养”以及“有扶养能力’作出判断标准。
  综观各国立法对“需要扶养”之判断标准,主要有原有生活水平主义治理生活水平主义及贫穷主义。原有生活水平主义较能体现民法公平原则,维护了离婚给付扶养制度的本质,且以此作为标准能避免不必要的纷争。而合理生活水平主义,因何谓“合理生活水平”?难以判断;贫穷主义,则无法体现社会正义,均不可采。
  各国立法对何谓“有扶养能力”均未做出明确规定,但默示的内容为“在只有夫妻一方工作之情况下,工作的一方即属有扶养能力;在夫妻双方都工作之情况下,收入较高的一方即属有扶养能力。”德国及英国判例认为,有扶养能力,要以被请求方纯收入(总收入减去税款、社会保险和交通费用)为准,且不低于社会救济线;同时,考虑其他收入以及收入能力、收入潜力。此种判例法比较详尽,能够避免被请求方无故逃逸离婚扶养义务,防止将请求方的生活风险转嫁于社会。
  (三)救助性的扶养费之期间、数额、给付方式、给付限制及终止
  各国立法体例关于救助性的扶养费给付的期间主要为两种:一是以持续一定期间的扶养费为原则,主要是德国、法国及日本等国采用;二是,永久性的扶养费,目前只为葡萄牙所采用。永久性的扶养费,虽然立法较优。但是,难免使请求权人产生依赖性,不利其调动积极性,加重了被请求权人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离婚自由。
  关于扶养费的数额问题,有三种方式确定:一是依法官自由裁量决定,主要是法院根据双方实际情况,依公平原则确定;主要是英美法及瑞典等国所采。二是依婚姻生活实际情况确定,为德国、葡萄牙所采用。三是补偿各自生活条件的差异为原则,为法国所采(仅限补偿性扶养费)。以上三种方式各有优劣,第一种方式,由法官自由裁量,避免双方举证之苦,此立法为优;第二、三种方式虽较公平合理,但难以举证查实。
  给付方式主要有给付本金(即一次性支付)及给付金钱定期金(定期支付)两种方式。另外,各国均基于一定情况下限制给付,如德国民法典第1579条规定,发生如下情况必须拒绝、减少或者在时间上限制抚养请求权:婚姻存续时间较为短暂的;权利人因照料或教育共同子女而可依照第1570条请求扶养的期间,与婚姻存续期间相同;权利人对义务人实施犯罪行为或违法行为;权利人有意造成自己贫困;权利人有意漠视义务人的重大财产利益的等。离婚双方可以协议给付扶养,被请求人死亡的,可以从其遗产中支付剩余的扶养。大多数国家规定,权利人再婚、非婚同居及死亡而终止离婚扶养费之给付。
  (四)补偿性的扶养
  依据美国的判例,获得补偿性的扶养要件有四:夫妻一方获得专门性的职业教育或营业执照;夫妻一方获得专门的职业教育或营业执照是在另一方的金钱资助下取得的;夫妻一方获得高等教育或营业执照后不久甚至在接受教育期间,双方离婚;夫妻没有共同财产或婚姻财产加以分割。补偿性的扶养之数额确定有两种:一是成本补偿法;二是分享收益法。给付方式有给付本金和分期付款。

四、完善我国离婚给付扶养制度的立法建议

  根据我国现行婚姻法关于离婚给付制度立法上的疏漏,借鉴现代各国的立法模式,应从以下内容重构我国离婚给付扶养制度:
  (一)立法上明确赋予离婚给付制度的请求权人享有请求权;
  (二)摒弃现行的夫妻财产分别制度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和经济帮助制度,代之以补偿性的扶养和救助性的扶养;
  (三)救助性的扶养费给付构成为两要件:一方需要扶养,另一方有能力扶养;“需要扶养”应以能够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为标准;“有能力扶养”应考虑纯收入、其他收入、收入能力和收入潜力等因素;在给付期间上法院应考虑如下因素规定适当期限。具体数额:婚姻存续时间的长短;双方的年龄、健康状况;监护未成人子女的情况;离婚前后生活水平的差异等。支付方式上可以一次性,也可以分期支付。但是,请求方因离婚前长期严重违反其协助扶养家庭义务的,对被请求人实施犯罪行为、有意造成自己贫困、再婚或与他人非法同居等,给付期限及给付数额上予以限制或拒绝;
  (四)救助性的扶养给付可以由双方协议;且被请求人死亡的,可以从其遗产中支付剩余的扶养;
  (五)救助性的扶养必须保证被请求方享有房屋的居住权;
  (六)补偿性的扶养给付应该规定如下内容:1、在夫妻一方为对方的“教育和培训”、某种资格证书的获得等有助于其收入能力提高,作出家庭贡献而未经济效益回报的,有权获得补偿。2、夫妻一方为了另一方收入能力的提高而做出的自我发展上牺牲的,也有权补偿请求权。3、补偿的范围是分享利益;4、给付方式可以是分期支付,也可以是一次性给付。5、可以由双方协议,协商不成,由法院作出判决。离婚双方可以协议给付扶养,被请求人死亡的,可以从其遗产中支付剩余的扶养。
  
  【作者介绍】广西大学法学院2004级民商法硕士研究生;民商法硕士,广西同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注释与参考文献
  现代英美国家的称谓是“扶养”(maintenance)或配偶间的扶养(spousal support);在德国民法典称之为“离婚配偶的扶养”;法国民法典称为“补偿性的给付”;我国学者有的称为“对生活困难一方的经济帮助”,有的称之为“离婚后的扶养”。分别参见张学军著:《论离婚后的扶养立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第3页;《德国民法典》:杜景林、卢谌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4编第1章第7节第2分目的题目是“离婚配偶的扶养”;罗结金译《法国民法典》,中国社会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18条至第283条;杨大文主编:《亲属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4月第4版,第197页。
  我国也有学者称之为“离婚扶养给付制度”,指夫妻一方对另一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经济上的合理分工导致的收入能力下降和其他合理的婚姻投入在离婚后予以补偿的法律制度;马忆南:《离婚救济制度的评价与选择》,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2期第226页。
  城市居民中仅有2.7%,农村居民中仅有1.1%的夫妻有采取分别财产制的愿望。据中国法学会在北京、厦门、哈尔滨三地部分法院的调查显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1年5月至2002年12月所审结的离婚上诉案件共1032件,其中涉及离婚经济帮助的案件有76件,而当中74件案子的夫妻实行共同财产制,占97.4%;仅有的两对夫妻实行分别财产制,也是在双方处于分居或半分居状态时由原来的共同财产制转为分别财产制的。而在厦门的调查中适用分别财产制;的也只有2%。巫昌桢;《婚姻法执行状况调查》[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7条规定“婚姻法第42条所称‘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的基本生活水平。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
  对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76件经济困难帮助案件的调查结果表明,请求经济帮助的首要原因是“无方居住”,占被调查案件总数的52.6%;其次为“无业”(包括失业),占总数的34.2%;再次是“患病”,占总数的22.4%。调查显示,女性在中老年时期普遍体弱多病,在债务负担的调查项中,女方因病而负债的占7.9%,而男方则无一例因病负债的;第四位是因子女上学而请求帮助的,占总数的10.5%;这表明中国家庭的住房、医疗、教育的支出等,是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
  我国学者认为,民事责任指不履行法律义务因而应受某种制裁,相当于Liability,并认为民事责任为民事法律关系之构成要素;民事责任使民事权利具有法律上之力;民事责任是连结民事权利与国家公权力之中介,它也是一种特别债。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5月第6版,第94-96页。
  社会保障说认为离婚后需要扶养的一方必须首先从与其曾经具有密切关系的原配偶获得扶养费,只有在不能从对方获得或所获得的扶养费不足以维持生存时,才能以社会保障的形式从国家获得救济。违约责任说、不当得利说、合伙说主要是英美法国家以判例的形式,从婚姻类似契约、合伙形式存在于以判决一方承担离婚秩养责任;离婚扶养义务说认为,由于扶养义务是法律规定的义务,离婚后的扶养义务应以法定债务不履行作为请求权基础。在性质上属于民事责任,归责原则是无过错责任。参见张学军著:《论离婚后的扶养立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第234、237、246、249、269、285页。
  配偶权专仅指配偶之间的身份上的权利和义务,即夫对妻和妻对夫负担的婚姻内部特定的权利和义务。戛吟兰、蒋月、薛守兰著《21世纪家庭关系新规制--新婚姻法解说与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第248至261页。
  “生活利益本来很广泛,其中受法律保护者称为法律利益,简称法益。”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5月第2版,第77页。我国学者也认为“自然人的人格法益由先期人格法益和延续人格法益构成。”杨立新著《人格权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108页。另外,“从整个合同法而言,尚有先合同义务和后合同义务。”马俊驹、余延满著《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10月第2版,第521页。所以,笔者认为法律保护的权益包括先期法益及延续法益。
  1961年美国俄亥俄州上诉法院在德尼尔斯诉德尼尔斯(Danielsv.Daniels)一案中,首先创设补偿性的扶养制度。在1982年新泽西州最高法院在莫霍尼诉莫霍尼(Mahoneyv.Mahoney)一案中,创造了“补偿性的扶养”这一术语。在该案,妻子供养丈夫使其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法院认为,在夫妻一方于获得学位或执业资格期间,出于夫妻双方均可从中获利之期待,而接受其配偶的资助之情况下,资助方配偶有权请求被资助方配偶返还所获得的资助。此后,美国部分州以成文法或判例法的形式创设补偿性的扶养制度,以解决夫妻一方对于另一方的教育、培训或收入能力作出贡献之问题。张学军著:《论离婚后的扶养立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第299页。
  原有生活水平主义是指请求方无法通过自己的全部财产和收入维持离婚前原有的生活水平,即需扶养,此为德国、法国所采。合理生活水平主义是指请求方无法通过自己的全部财产和收入达到合理的生活标准时,即属需要扶养,此为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丹麦所采。贫穷主义指请求方既没有财产也没有收入,离婚后将陷入贫困境地,才属需要扶养,此为瑞士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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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军.论离婚后的扶养立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所谓成本补偿法是指计算出获得教育所支出的成本,然后加以补偿;分享收益法是指首先确定学位能够带来的总收入,然后按照一定数额或一定比例在夫妻之间加以分割。张学军著:《论离婚后的扶养立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第122至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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