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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事件的宪法解析——以宪法变迁理论为视角

作者:中国法制宣传网 发布时间:2009-03-25 阅读数:
【内容提要】物权法草案对不同主体的物权平等保护是不是违宪是一个争议不断的问题,虽然最终通过的物权法肯认了物权法草案的精神,但是从宪法学理上解释是否违宪至关重要。直面“物权法问题”,我们会发现其与多年前的“良性违宪之争”面临的是同一宪法困惑,而宪法变迁理论能为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宪法 物权法 违宪 宪法变迁
  [Abstract]The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real fight of different owners provided by the draft protocol of the real fight law violating the constitution or not has been discussed a lot recently. Although the real fight law which has been passed agreed with the draft protocol,giving a explanation of i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onstitutional theory is very important. Actually,this event and the debating on the viol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for good purpose give us the same constitutional confusion,and the theory of the changing of constitution can give us a new angle to discuss this problem.
  [Key words] constitution;the real fight law;violation of constitution;the changing of constitution

一、物权法草案的合宪与违宪之争简述

  关于物权法草案对不同主体的物权的平等保护是否违宪的争论,主张违宪的论点在学界整体而言属于一种微弱的声音。但对物权法草案而言,这微弱的声音却是一种温柔却有力的抵抗。
  巩献田教授的论点是一种,他认为“草案废除了宪法民法通则中调整财产关系的最核心条款‘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实质上妄图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和原则取而代之,这是违宪的行为。”⑴
  以童之伟教授为代表的观点从宪法文本出发,运用宪法学的基本理论,严谨地论述了物权法草案在这个问题上违宪的问题。⑵童教授的基本论点是,首先,按照我国宪法文本的文义解释宪法,我国现行宪法对不同主体的财产权从而物权的保护应理解为差别保护,不应理解为平等保护。(即优先保护公有财产)其次,从宪法解释理论的角度论证了物权法草案贯彻平等保护原则确实有违宪嫌疑。“按原意解释法理解,按历史解释法理解,按文本解释法和逻辑解释法理解,按宪法典结构解释法理解,按遵循先例解释法理解,按国家特质解释法理解,物权法草案的平等保护原则都涉嫌违宪。从必要和演进解释法的角度看问题,贯彻平等保护原则能做合宪的理解,但未经有权解释直接贯彻该原则涉及程序性违宪。”⑶
  认为物权法草案不违宪是法学界的主流认识,对此,民法学界和宪法学界提出了很多辩护的观点。鉴于篇幅所限,此处不详述。在物权法草案即将提交表决之前,人大新闻会议发言人姜恩柱就物权法草案的平等保护规定是否违宪的问题代表官方发表了一个带结论性质的意见——肯认物权法草案不违宪。⑷最终通过的物权法肯定了物权法草案的平等保护规定。

二、对物权法问题的再审视——宪法的视角

  1、问题的提出
  从宪法上来讲,不管我们采取怎样的迂回回避的态度,我们必须正视一个现实,现行宪法的条文所体现出来的对不同主体的财产权的区别保护(对公有财产的优位保护)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物权法所提出的对不同主体的物权平等保护与之有冲突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要想证明物权法不违宪,要想让普通公民知道宪法在起着作用,宪法学界就不能回避这个问题,而应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这对于整个社会树立宪法至上的意识至关重要。
  笔者认为,从宪法的意义上讲,本争论核心的问题在两个方面,一是宪法自身的条文有冲突该怎么办?二是,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发生冲突该怎么办?
  2、物权法问题中的宪法条文冲突问题
  部分学者及人大的新闻发言人给出的物权法不违宪的一种回答,实际上也是官方给出的最正面直接的回应,即宪法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市场主体都处于平等地位,享有相同权利。即使不进入市场交易领域的财产,作为物权主体,无论国家、集体还是私人,对他们的物权也都应当给予平等保护。否则,势必影响人民群众依法创造、积累财富的积极性,不利于民富国强、社会和谐。但正如童之伟教授所言:“物权应区别保护还是平等保护有其深刻的宪法根源,实际上是宪法有关条文内容及含义存在抵牾的现实表现,一方面,我国宪法第6条、第7条、第12条规定了公有制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把不同主体的财产放在不同的宪法地位;另一方面,宪法又肯定了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依照第一个方面的宪法条文和精神,不同主体的财产宪法地位不同,自然应区别保护,即对国有财产实行特别保护;据此实行平等保护就有违宪嫌疑。按第二个方面的宪法条文和有关规律、要求,对不同主体的财产应该实行平等保护,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也不大符合宪法肯定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在这里,两种相互对立又各有其宪法依据和合理性的主张处在并存、对立和竞争状态。”[1]这种论点将我们引致第一个宪法问题,即宪法条文发生冲突如何解决的问题。
  解决现行宪法的这个内在冲突是我们讨论物权法平等保护是否违宪的前提,这一点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宪法条文之间的冲突由于宪法的本身的特性其与一般法律条文之间的冲突在性质和解决方法上是不同的。我国的现行法在制定法的意义上并没有为宪法条文发生冲突明确提供解决途径。(立法法的规定显然不适用于宪法
  在论及宪法条文的冲突时,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以下问题,在法律冲突的问题上,“一种是冲突着的条文能够和谐地解释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视为事实状态中存在的冲突在法律上其实并不存在;另一种情况是冲突着的法律条文无法共存,因此至少有一项法律条文应归于无效。后面这种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呈现冲突的情况,才可以真正地称之为法律冲突。对前者,我们可以称为事实上的法律冲突,对后者,我们可以称为真正的法律冲突。”“宪法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对法律解释者而言,除了严格的自然法主义者,宪法的条文只可能表现出事实层面上的冲突,而不可能表现为真正的法律冲突。”“这其中的原因并不深奥:宪法是最上位的法律,不能象普通法律一样,以与更有效力的法律相冲突为由判定其非法;没有任何的权威机构能够判定宪法条文非法,除非进行正式的宪法修改。因此,所有的宪法条文都必须是适用的,宪法条文之间的冲突,在法律的层面上不能被承认。”[2]
  要解决这种法律冲突,童之伟教授的观点是通过全国人大释宪。也有学者认为:真正的宪法冲突,只能通过政治的方式,也即宪法修改和革命(宪法中断)的方式来解决。宪法的解释者没有这个权力。[2]
  如何对本争论中出现的这一问题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宪法解答,显然我们还需另寻途径。
  3、物权法违宪问题的本质——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
  物权法的违宪问题归结到最终的意义上,其实是宪法规范与物权法所反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的现实之间的矛盾。物权法所规定的对不同主体物权的平等保护其实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的真实反映。而宪法的条文在这一点上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实际上,自中国现行1982年宪法制定以来,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同宪法文本的规定不相一致的行为,这种例子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不胜枚举,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宪法肯认的过程、私有经济被宪法认可的过程、以及深圳经济特区的一系列超前宪法规定的经济改革实践等等。分析其原因,在法理学意义上自然涉及到“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和社会的变动性之间的矛盾或称社会变革与成文法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今天物权法所面对的违宪困境实际上反映的还是同一问题。只不过,在改革的初期,人们的宪法意识不那么重,说的直接一些,其实就是法治意识不那么重,而且当时改革并没有激化矛盾,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等改革所带来的问题并没有那么显露出来,所以当时没人提违宪,人们想得更多的是为改革辩护、正名,“良性违宪”论即是当时法学界的一种尝试。而改革进行到今天,中国的社会已发生很大变化,一方面法治随着经济的发展开始逐步确立,人们的法律意识日益提高,另一方面,改革所带来的问题开始显露、激化,前段时间关于中国改革方向的空前大争论就是一个表现,而物权法问题放在大背景下考虑不过是一个插曲,但它的意义却丝毫不容忽视,尤其对于中国公法学界而言,对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以前没有在法学原理上得到彻底解决的,今天被以“违宪”的争议严肃地提了出来。

三、物权法违宪问题的宪法理论解读——宪法变迁论的视角

  行文至此,应该说很明显,物权法之类事件所揭示的焦点问题即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发生的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的改革措施与宪法文本发生冲突该怎么办?其是不是宪法学理论上所说的违宪行为?
  对这个问题,大约十多年前在宪法学界已有较大争议,当时有学者即提出“良性违宪论”为改革的这种情况正名。⑸此次物权法事件中,也有人再次提出此种论点为物权法正名⑹。
  那么何谓宪法学意义上的违宪呢?在实行违宪审查制度的国家,有关“合宪”和“违宪”的概念是非常严格的,违宪指违反“宪法”,包括违反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神,“违宪”与“合宪”中的“宪”是指宪法,判断违宪与合宪的基准是一个国家的具有最高效力的宪法宪法学上意义上的违宪是指直接违反宪法的情形。[3]
  在解释宪法规范与现实的冲突时,良性违宪的论点已为宪法学界的主流认识所否认,正如林来梵教授所言:我们不否认可将“违宪”理解为一种社会现象,然而从“规范宪法学”的立场来看,如果仅仅停留于这一层的理解,那么对违宪现象的把握、包括对违宪类型的认定就可能得出漫无边际的结果。如前所论,近年我国法学界有关“良性违宪”与“恶性违宪”的区分,就是这种性质的产物。而实际上,所谓的违宪现象,与其说是一种社会现象,倒不如说一种规范现象,为此,从规范意义上来认识违宪现象就显得殊为重要。综观违宪审查制度较为发达的国家,违宪判断也正是根据规范的意义而得以实现的,其最具有确定性的判断往往取决于违宪审查的具体规则以及该制度运作的模式。在这种框架下,违宪判断、包括违宪类型认定的规则,在某种意义上就与刑法中所谓的“罪刑法定主义”具有同构的逻辑内涵。正统的宪法学根本无法为“良性违宪”这一概念提供使之在宪法学框架内足以成立的那种理论依据。[4]
  另外也有以民意来解释这种冲突是否违宪,如有论者认为“规范与现实的冲突如果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的话,就不应把它人为地归入违宪范畴。”[5]同样有论者认为,“我们不能按照所谓抽象的意识形态来否定改革开放及其结果的历史正当性,因为这种历史正当性的证明主要不依赖于宪法文本及社会主义传统理论,而依赖于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6]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尽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的实践是一切智慧的源泉,但是民意不能用来在宪法上判断违宪与否,宪法应按自己的理论和思维模式来严格运行。
  那么在宪法学上是否所有与宪法文本相冲突的行为均构成违宪行为呢?以下笔者将以宪法变迁理论为视角来解读这个问题。
  正像韩大元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规范与现实的冲突,并不必然表现为违宪。那么究竟在(宪法)理论上应该如何界说规范与现实的冲突呢?“规范与现实的冲突,其实在逻辑上必然有两种正常的结局。第一种是规范最终驾驭了现实,其中最有效的途径是通过发动某种违宪审查制度的机制,判定现实中的某种国家行为违宪,以达致冲突在法律上的消解;第二种恰恰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所谓的‘规范让位于现实’的结局,其表现形态往往是引起实在的宪法规范自身的变动,从而照样亦可达致冲突在法意义上的消解。”[4]p286
  实在的宪法规范的变动,在学理上又被简称之为宪法变动。施密特就曾在其名著《宪法理论》一书中,把宪法变动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第一,宪法的废弃。第二,宪法的排除。第三,宪法的修改。第四,宪法的取消。第五,宪法的停止。[7]
  在施密特的五种变动类型中,宪法修改乃是宪法规范变动的一种主要的、正常的类型,然而,在此类型之中,除了宪法修改之外,还有一种是通过立法、判例、国会或内阁的有权解释等等情形而实现的宪法条款实质内容的变动形态。与宪法修改是——种有意识地进行的宪法变动现象迥然不同,这一种变动现象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之中产生的变动现象,国内学者曾将其称为宪法的“无形修改”,法国的学者把类似的现象名曰“宪法习惯”,而日本和德国的学者则多谓之为“宪法变迁”。
  最早提出“宪法变迁”这一概念的是德国公法学的集大成者耶里内克。早在1906年的《宪法修改与宪法变迁》这一力作之中,耶里内克就具体地分析出宪法变迁的五种情形:(1)根据议会、政府或法院的解释而产生的变化;(2)出于政治上的必要而产生的变化;(3)由于宪法上的惯例而引起的变化;(4)由于国家权力的不行使而产生的变化(不过,君主的否决权和大臣的弹劾制度即使没有被实行也并不会因而丧失,为此在此情形下不会引起宪法变迁);(5)宪法精神的根本变化⑺。
  宪法变迁是宪法规范的变动形式之一,一般是指宪法条文本身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宪法条款的实质内容发生变化并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也就是说,当宪法规范与社会生活发生冲突时,某种宪法规范的含义已消失,在规范形态中出现适应社会生活实际要求的新的含义与内容。宪法变迁与宪法修改都是宪法规范变动形式,具有同等的宪法效力,但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8]
  接下来我们需要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宪法变迁与违宪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举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日本现行宪法第九条的问题。众所周知,二战后的日本宪法第9条中明确规定绝对和平主义,然而日本政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设立自卫队,为此就出现了宪法第9条与自卫队存立之间的冲突。面对这一规范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日本宪法学界长期围绕着宪法变迁论而展开争论,其中出现了以下三种在学理上值得重视的观点:第一种是规范说,即肯定宪法变迁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只要能够满足一定的要件,如与宪法规范相冲突的国家行为长期反复出现,并为国民的法意识所认可,在此情形下,该国家行为就具有一种习惯法的性质,从而自然引起宪法规范的改变或废除。第二种是事实说,即否定宪法变迁的观点,认为违宪的国家行为仅仅只是一种事实的存在,根本不具有任何法的性质,为此谈不上会导致宪法规范内容的变更。第三种观点则是惯例说。此说认为:该类国家行为既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也并不是一种“法”,而是一种惯例。根据这种学说,该类国家行为具有一定的规范力,但并不具有改废宪法规范的效力。[4]
  关于宪法变迁与违宪之间的关系问题,从理论上讲实际上是宪法变迁的性质问题,围绕这个问题,有关学者曾提出过三种主张:一是违宪事实说。该说认为同成文宪法规定相抵触的宪法状态中不能允许新的规范的产生。宪政实践中存在的与宪法规范相悖的社会现实实际上是一种对宪法权威的侵犯,构成违宪的事实。对宪法变迁概念的认同实际上是默认违宪事实的合法存在,故不能提倡。二是习惯法说。此说认为同成文宪法规范相抵触的宪法状态中所产生的宪法规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宪法上的习惯法,由于规范与现实相互矛盾,成文宪法规范实效性的发挥遇到障碍时,新的宪法规范以习惯法的形式出现,进一步充实了宪法规范本身的内容。习惯法的合理性与社会规范意识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规范与现实的矛盾,避免宪政实践中可能出现的规范空白。三是习律说。此说借用英国宪法理论中的习律概念说明宪法变迁的法律性质,认为同成文宪法规范相抵触的实效规范不仅是一种违宪的事实,而且不宜从习惯法的角度完全承认其法的性质。宪法变迁作为一种习律,其法律性属于“低层次法”的范畴,从实在法的角度而言,它可视为一种“未完成的变迁”⑻。
  上述三种学说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丁学者们对宪法变迁理论与实践价值的判断,这些判断表现为三种情况:一种判断表现为对宪法变迁价值的肯定。认为当社会现实中符合一定条件是应肯定宪法变迁在宪政实践中的积极意义。比如,同宪法条款相抵触的国家行为在长时期内反复出现,并得到国民法律意识的认可时,这种国家行为便具有法律性质,可以改变某种宪法条款。这一观点强调了宪法的实效性,认为无实效性的宪法规范是没有生命力的。第二种观点是否定宪法变迁的价值。认为对违反宪法的国家行为不应在事实上给予承认,不具有任何法律性质。其主要理由是: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相互矛盾时,基本的解决办法应是通过宪法的修改程序来完成修宪任务;如果承认宪法变迁的事实,无疑会影响刚性宪法的性质;在现代宪法中,通常都要规定宪法的最高法规性,宪法变迁的事实实际上冲击了宪法的地位。第三种判断是一种折衷的观点,认为违反宪法规范的国家行为在特定的条件下具有一定的规范力,但不具有改变宪法条款的效力。[8]
  正如秦前红教授所言,“在目前中国这种典型的转型社会,或在现代宪政时期,因科技、资讯的发展而引致社会变动急剧加快的情形下,法治的衡平、效益价值是必须等量齐观的两种价值,宪法权威的树立固然在于保证宪法规范的不受侵损,更在于宪法的社会现实适应性。否则,宪法规范总在桎梏现实发展,落后于现实发展潮流。这样的宪法规范也必然会被人们弃之如敝屣。”[9]宪法变迁有其现实价值,应当加以肯定。
  而反观我国所出现的所谓良性违宪现象,正如林来梵教授所言,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属于这种宪法变迁的现象。它虽然并未通过正式的程序去实现宪法规范的变动,但最终往往以宪法修改的形态使某些宪法条款的变更得到确认。[3]
  物权法所反映的违宪问题,实际上不宜作为违宪来理解,根据本文上述的分析,这实际上属于宪法变迁的范畴。关于宪法文本本身所体现出来的82年宪法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系列规定与宪法修正案后来确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冲突,以及物权法将这种冲突的揭示,其实我们可以从宪法变迁的角度来理解,这种冲突本身体现了宪法规定的内涵和宪法的精神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逐步发生演变,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解,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理解,关于宪法所规定的平等原则的理解,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观念的变化,宪法的精神也在悄悄变化,前述宪法条文之间的冲突我们如果放在这种视角下理解则可以解决目前的困惑。在宪法还未修改的情况下,在社会转型时期,宪法变迁作为宪法规范变动的一种类型,在当今中国宪法规范变动过程中,可起到一定的过渡和缓冲的作用。

四、结语——物权法问题对中国宪政建设的启示

  从物权法等事件我们不难看出,如果宪法制度不存在良好的变迁渠道,其难免会与社会变革之间产生尖锐的矛盾,所以宪法的滞后性和保守性需要靠宪法变迁制度来调节,使之符合社会变革的需要。
  在我国,宪法成长较多地依赖修宪。以前多采用全面修宪,现在则多采用部分修宪,这一变化是很大的进步。但即使是部分修宪,也不宜经常采用。而且在宪政制度进一步成熟之后,修宪在程序上有较多困难。因此,宪法成长的方式,应转为主要依靠宪法变迁。
  另一方面,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宪法变迁现象具有特定的界限而并不具有任意性。宪法变迁的产生一般需具备物的要件与心理的要件。物的要件指在一定期间内存在并反复出现的宪法事例;心理要件则指对宪法事例国民给予的一定认可。社会的变化、宪法与社会矛盾的加剧、国家权力运行的特殊的政治必要性等因素都可能导致宪法变迁事实的出现。但在确定了宪法的最高法规性的条件下,社会变革对宪法本身价值的冲击是极其有限的,因为社会变革的合宪性是宪政的基本要求。[8]德国宪法学家Konrad Hesse认为,宪法变迁存在的条件之一是要有明确的标准,从法律和规范意义上确立宪法变迁的内容与具体步骤,超越变迁界限的宪法变动不具有正当的基础,也无法明确合宪行为与违宪行为。[9]
  在宪政实践中,宪法变迁的第一个界限是当我们强调宪法规范适应社会现实并为合法的政治权力提供服务时,我们也必须强调现实的变化与现实政治关系的存在应以宪法规范的价值体系为基础,故不能以政治经济的必要性与形势的变化简单地否定宪法规范的价值。
  宪法变迁的第二个界限是确立宪法变迁的具体的明确的标准。从法律和规范意义上确定宪法变迁的内容与具体程序。如前联邦德国的宪法法院在1971年的判决中对宪法规范的变迁作了如下说明:当一定的社会领域中出现无法预料的新的状况,或因人所共知的事实进入整体发展过程中具有新的意义时,宪法规范的意义便已发生变迁。在这里宪法法院一方面确定了宪法变迁的理论界限,另一方面肯定了宪法变迁的实践意义。
  宪法变迁的第三个界限是确立宪法优位观念。当由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使得宪法规范的内容来不及通过正规的修宪程序和解释程序得到调整时,虽可采用宪法变迁的方式,但必须加以严格的限制,既不得扩大解释,也不得固定化。在涉及国家政策的制定或调整时,没有长期的观察积累或社会实践证实,轻易不采用宪法变迁方式,否则会导致违宪的社会现实找到借口而得到正当化与合法化,从而最终导致社会生活秩序的破坏和人们宪政意识的薄弱。[8]
  
  【作者介绍】武汉大学宪法与行政法学硕士,讲师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今年两会将明确物权法命运》,http://news.sina.com.cn/c/2006-02-23/15019183437.shtml。
  ⑵童之伟教授的观点集中见于:童之伟.《物权法草案》该如果通过宪法之门——评一封公开信引起的合宪与违宪之争[J].法学,2006,3.等。
  ⑶关于童教授的观点的详细论证可参见《〈物权法草案〉该如何通过宪法之门》。
  ⑷《“物权法草案不符合宪法规定”看法不全面》,新华每日电讯2007年3月5日第005版。
  ⑸对此可参见郝铁川.论良性违宪[J].法学研究,1996,4.
  ⑹诸如有人认为:即便说《物权法》违宪,那也是良性的,是“局部的躲闪”。见羽戈:《〈物权法〉、巩献田与违宪之争》,载2006年2月15日天涯社区——关天茶社。
  ⑺参见林来梵著:《从规范宪法宪法规范——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第288页。关于第5种情形,韩大元和秦前红教授在其论文中有不同于此处的一致表述,“(5)、根据宪法的根本精神而发生的变化。”参见韩大元:《宪法变迁理论评析》。秦前红:《论宪法变迁》。另外,董和平教授对宪法变迁的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形:1、国家政策导致宪法变迁;2、具体立法导致宪法变迁;3、宪法解释和宪法性判决导致宪法变迁;4、宪法惯例导致宪法变迁。参见董和平宪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89~90.
  ⑻秦前红.论宪法变迁[J].中国法学,2002,2.参见韩大元.宪法变迁理论评析[J].法学评论,1997,4.很显然,这与上述日本宪法学界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
  [1]童之伟.<物权法草案>该如何通过宪法之门——评一封公开信引起的合宪与违宪之争[J].法学.2006(3).
  [2]秦前红、涂四益.“物权法之争”与宪法解释——兼与童之伟教授商榷.http://chinapubliclaw.com.
  [3]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44-145.
  [4]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5]韩大元.社会变革与宪法的社会适应性——评郝、童两先生关于“良性违宪”的争论[J].法学,1997,5.
  [6]田飞龙.后物权法时代的争议.http://www.pubUclaw.cn.
  [7][日]阿部照哉、池田正章.宪法(1)[M].日本:有斐阁,1975.80.
  [8]韩大元.宪法变迁理论评析[J).法学评论,1997,4.
  [9]秦前红.论宪法变迁[J].中国法学,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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