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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贿赂犯罪行为对象之外延界定——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作者:中国法制宣传网 发布时间:2009-03-25 阅读数:
【内容提要】贿赂犯罪是腐败犯罪的基本类型。于犯罪构成的视角考量,关于贿赂物本质的认识和外延的厘定对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贿赂犯罪意义重大,而中外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此存在林林总总的标准。在世界一体化格局和国际刑事司法协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价值指向,将财物、财产性利益及可折算成货币价值的非财产性利益界定为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是较为合理的,能够适应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开展的客观需要。
  【关键词】反腐败 贿赂犯罪 贿赂物 财产性利益 非财产性利益
  [Abstract]Bribery is a common practice of corru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stitutions of crime,a s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and range of bribery is important to accurately identify bribery in criminal justice. There are various points of view abroad and at home. With the enhanc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cooperation,it is reasonable that the object of bribery shall include property,property interests and non-property interests that could be converted into money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 of anti-corruption.
  [Key words]anti-corruption; bribery; bribe; property interest; non-property interest

一、腐败犯罪新形势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出台

  贪污渎职犯罪作为一种古老的犯罪,横亘了古今中外的法治史。及至当代社会,腐败犯罪仍未得到有效控制,且其社会危害有增无减,已经成为文明社会的一大“毒瘤”。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加速发展,加之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交通便捷化等新经济社会的趋势不断增强,使得旧有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不断崩解。然而,新的规制体系尚未完善,进而在法律规范、制度建设、监控机制等方面留下了一些盲区和“真空”,导致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民营企业“原罪”等违法犯罪现象不断滋生和蔓延,这不仅侵蚀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财富,也严重损害了公权力行使的廉洁性与政府的公信力。尽管我国在检察机关系统内部自上而下地设立了专门的反贪污贿赂工作机构,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扭转贪污贿赂犯罪的高发态势。当前,我国的贪污贿赂犯罪呈现出如下新的特点和趋势:一是贪污贿赂犯罪的行业特点越来越明显,大量的贪污贿赂犯罪发生在公共权力比较集中、资金比较密集、资源短缺、垄断程度高、市场竞争激烈的行业和部门;二是犯罪金额大,跨地区案件增多,有的一起重大案件涉及多个省市和众多官员,贪污受贿数额达百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案件时有发生;三是实施犯罪的过程和手段日趋隐蔽化、智能化,犯罪分子规避法律、对抗侦查的能力越来越强;四是作案后携款潜逃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些犯罪分子有计划地将赃款转移至国(境)外,并通过各种途径逃往其他国家和地区,以逃避法律的制裁。⑴针对腐败犯罪的严峻形势,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同志曾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务必认清贪污腐败的新形势、新特点,不断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
  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引发了社会生产、生活领域的深刻变革,加速了世界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各国、各地区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密切,人员及资本流动愈加频繁,这在客观上导致了腐败犯罪的国际化趋向。这种趋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相当数量的腐败官员案发后(甚至案发前)选择逃亡国外,特别是逃往与我国没有签署引渡协议或没有刑事司法协作关系的国家,以规避我国法律制裁;二是腐败资金借助各种洗钱渠道,在全球范围内频繁流动。据世界银行初步统计,全世界每年共有2万亿美元腐败资金进行跨国流动[1]。由于通过洗钱方式汇往逃亡国的腐败资金数额巨大,客观上增加了逃亡国的外汇储备和金融机构的存款总额,加之腐败分子大多骄奢淫逸、开销惊人,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当地消费。因此,基于上述短期利益的考虑,许多国家在与腐败分子逃离国进行刑事司法协作、遣返犯罪人以及追讨腐败资金方面态度消极,导致单个国家的反腐败斗争往往收效甚微。庇护腐败犯罪及犯罪人的行径必然遭致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的谴责,各国有识之士也逐步认识到,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腐败分子在逃亡国决不会甘于做一名遵纪守法的公民,而是常常与当地不法势力纠结在一起,利用腐败资金继续实施违法犯罪。更多的主权国家逐步认识到,在新形势下,必须加强沟通与协作,通过务实的国际合作才能有效的预防和惩治各类腐败犯罪。而且在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实践层面,从国际立法到跨国司法协作等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通过的关于反腐败的国际条约主要有:美洲国家组织于1996年3月29日通过的《美洲反腐败公约》、欧洲联盟理事会于1997年5月26日通过的《打击涉及欧洲共同体官员或欧洲联盟成员国官员的腐败行为公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1997年11月21日通过的《禁止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于1999年1月27日通过的《反腐败刑法公约》、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于1999年11月4日通过的《反腐败民法公约》和非洲联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于2003年7月12日通过的《非洲联盟预防和打击腐败公约》。上述条约都是区域性的国际法文件,在全球性的国际条约方面,有联合国于2000年通过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以下简称《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将反洗钱与反商业贿赂结合起来,要求各缔约国均应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贿赂本国公职人员的行为规定为刑事犯罪;《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还要求各缔约国考虑将涉及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务员的行贿、受贿行为规定为犯罪;还明确规定了法人责任[2]。但是,该公约的侧重点在于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难以适应国际社会应对跨国贪污腐败犯罪专门化工作之需要。为顺应国际反腐败形势不断发展的要求,经过长期艰苦地磋商和谈判,第58次联合国大会于2003年10月31日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同年12月9日,在墨西哥南部城市梅里达召开的联合国反腐败高级别会议上,该公约正式开放供各国签署,并在第30个签署国批准后第90天生效。次日,中国政府正式签署了《公约》,成为该《公约》的100多个缔约国成员之一。关于《公约》的历史地位和国际意义,有学者评价到,这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个用于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它首次在国际一级建立了反腐败的五大法律机制:预防机制、刑事定罪与执法机制、国际司法合作与执法合作机制、资产追回与返还机制、履约监督机制[3]。毫无疑问,《公约》的出台将大大改善反腐败斗争的国际环境,进一步完善国际反腐败的法律体系,从而对国际社会反腐败斗争的共同行动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通过决定,批准我国加入《公约》。鉴于我国对所缔结、加入的国际条约采取的是转化适用模式,这意味着《公约》要对我国发生实质效力,还有待于最高立法机关将其内容转换为国内法律规定,因此,当前的紧迫任务是认真研究《公约》的原则精神和具体规定,并与国内法律法规关于反腐败的规定进行比对,对现行立法进行修改、完善,以顺应国际反腐败共同行动的潮流和趋向。这项工作是不能延宕的,否则就是对国际法义务的怠惰。笔者认为,从《公约》的视角严格审视后就会发现,国内反腐败的法律规定存在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

二、贿赂犯罪行为对象范围之域内外标准梳理

  如何框定作为贿赂犯罪行为对象的“贿赂物”之合理范围,乃各国反腐刑事立法所绕不过的重要命题,不同之处仅在于各国法律所渗透的法律理念与所采取的立法技术方面的区别。
  (一)贿赂物外延之域外考辨
  1.物品说 持本立场的国家不多,比如《西班牙刑法典》第419条规定:“当局或者公务员为自己或者他人牟利,由本人或者经由他人索取,或者收受赠品、礼品或者接受对方承诺,以作为或者不作为方式作出一项与其职务有关并构成犯罪的行为的,处……”[4]。
  2.报酬说 在美国,用“报酬”统指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一般包括:金钱、财产、服务或有价值的任何其他东西,不限于金钱。众所周知,美国属于海洋法系国家,法律体系实行联邦与州并行的双轨制,判例作为重要的传统法律渊源之一,对于解析报酬的内涵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纵观联邦法院的判例可以发现,其至今为止采取的是一种“主观性”判断标准。具体地讲,无论贿赂行为所授受的“贿赂物”在客观上或实际上是否真正具有价值,只要当事人主观上认为或赋予其价值,就构成“任何有价值之物”,属于“贿赂物”。在联邦法院的《威廉姆斯判决》中,尚未上市(以后也没能上市)的股票,以及在《戈尔曼判决》中,“事成之后行贿人以高出现在3倍的薪水雇用自己的承诺”都被法院认定为“任何有价值之物”[5]。
  3.好处说英国1989年《公共机构贿赂法》第1条第1款规定了公共机构成员、官员或者雇员构成的受贿罪,其贿赂物包括“任何礼品、贷款、酬金、报酬或者好处”,根据该法第7条的解释,“好处”包括任何职位或者荣誉[6]。《法国新刑法典》第432—11条规定:“行使公安司法权力的人、负责公共事业服务任务的人或者由公众选举受任职务的人,任何时候索要或无权而同意、认可直接或间接给予奉送、许诺、赠礼、馈赠或其他任何好处,以期实现下列目的的,处……:(1)完成或放弃完成属于其职务、任务或委托权限范围的行为或者可由其职务、任务或委托权限提供方便之行为;(2)滥用其实际影响或设定的影响,以图指使他人从权力机关或公共行政部门取得有别于他人的待遇、工作职位、市场或其他任何有利于己之决定”[7]。我国香港地区立法也持该说。
  4.财产性利益说 《奥地利刑法典》第304条(官员收受礼品)规定:“(1)官员、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官员为违反义务实施或不实施职务行为,为自己或第三人向他人索要、收受或让他人许诺给予财产利益的,处……;(2)官员为按照义务实施或不实施职务行为,为自己或第三人向他人索要、收受或让他人许诺给予财产利益的,处……”[8]。又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90条之一规定:“公职人员亲自或通过中间人接受金钱、有价证券、其他财产或财产性质的利益等形式的贿赂,从而实施有利于行贿人或其被代理人的行为(不作为),如果此种行为(不作为)属于公职人员的权限,或公职人员由于职务地位有可能促成此种行为(不作为),以及利用职务之便进行一般庇护或纵容的,处……”[9]。
  5.利益说 持该立场的国家相对较多,比如《德国刑法典》第331条之一规定:“公务员或从事特别公务的人员,为履行其职务行为而为自己或他人索要,让他人允诺或收受他人利益的,处……”[10]。又如,《瑞士联邦刑法典》第315条(索贿)规定:“当局成员、官员、法官、仲裁人、官方聘请的鉴定人、文字翻译或口头翻译,为将来的违背职责的职务行为索要、接受或让他人允诺礼物或不属于他们的利益的,处……”[11]。此外,意大利、芬兰等国以及我国澳门地区也采取此立法例。
  6.概括说 日本与韩国的刑事立法既未用利益、好处等表述来指称贿赂物,也未采取列举的方式指明贿赂物的具体表现形式,而是笼统规定为“贿赂”。这种立法形式的好处在于给法官留下了解释的空间,当然也存在内涵不明、外延模糊的问题。
  (二)贿赂物范围之国内界说
  在国内学界,主要存在财物说、财产性利益说、利益说这三种基本观点的分野[12],在各基本观点内部,还存在细微区分。
  1.财物说(1)我国关于贿赂的概念历来都是指金钱和物品,贿赂的本意就是“私赠财物而行请托”;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都明确、具体地指出贿赂的内容是财物,这样的规定便于执行。如果把贿赂内容解释为包括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不正当利益,则笼统抽象,会给守法、执法带来困难,不可避免会产生扩大化的错误[13]。(2)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刑法》将贿赂限于财物并规定了相应的数额标准,与《公约》相比,标准较高,而且明确,在司法实践中比较容易把握,也不影。向我国从国外追讨腐败资金[14]。(3)对贿赂罪中的“财物”大致可下这样一个定义:能够实现物质利益的一般等价物,以及能够进行交换的、有形的、具有使用价值的物或者可以行使物质利益请求权的凭证3类[15]。
  2.财产性利益说 有学者认为,现行《刑法》将贿赂的范围规定为财物,其范围过于狭窄,势必会放纵那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获取财物之外的财产性利益和其他利益的行为。但从可行性来看,把财产性利益之外的其他利益一律纳入贿赂范围之内,不仅笼统不易掌握,难以协调、平衡收受不同性质贿赂之间的轻重程度,而且缺乏可操作性,势必给司法认定造成困难,故不可取。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外国立法例,在修订《刑法》时,将贿赂的范围扩及财产性利益,不仅可以弥补上述贿赂范围过窄或过宽的不足,而且必要、可行,便于司法操作,更有助于惩治贿赂犯罪[6]。
  3.非财产性利益说(1)财物泛指一切财产和物品,既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既包括自然物,也包括人造物。传统意义上的财物是指有形的财产和物品,在现代社会中,无形资产,如知识产品、商标,甚至名望都具有价值。而非财产性利益,比如性服务、子女的升学、就业、出国、入党、提干,免费的旅游、娱乐、打猎、钓鱼、宴请等一般不能作为受贿罪的行为对象,当然,司法实践中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将那些特别严重的要求或者接受行贿人付款的性服务、游乐、宴请等活动,并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以受贿罪处理[16]。(2)贿赂作为拉拢国家工作人员的手段,不一定限于金钱物品,受贿者所贪图的也绝非全是财物。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贿赂犯罪由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权色交易,用设立债权、无偿劳务、提供住房、免费旅游等财物以外的物质利益,以及晋职、招工、迁移户口、提供女色等非物质性利益进行贿赂的案件频繁发生。为了彻底打击贿赂犯罪,将贿赂的范围扩及一切不正当利益是十分必要的[17]。(3)在现实生活中,某些受贿的对象并不限于“财物”,还包括财产性利益以及其他非财产性利益。虽然非财产性利益不象财产性利益那样可以计价,却可以使接受这种利益的人获得以钱财买不到或难以买到的实际利益,其诱惑力往往胜过财物,所导致的危害性、腐蚀性更大,应该纳入刑法调控的范围[18]。
  (三)中纪委新出台的有关规范性文件与“两高”最新司法解释的立场
  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就贿赂物的范围问题聚讼不休之际,两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规范性文件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对上述论争作出了回应。这两个文件分别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2007年6月8日)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7年7月8日)。值得关注的是,这两部文件虽然在规范属性、适用范围等方面存在区别,但其实质内容具有高度一致性,一些既往在理论与实务中引发讼争的贿赂行为首次从正式文件乃至法律规范的角度被明定为贿赂犯罪,笔者将其梳理如下:
  1.交易型受贿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下列交易形式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的;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的;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
  2.干股型受贿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的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
  3.经营型受贿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为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的,以受贿论处。
  4.委托型受贿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或者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的,以受贿论处。
  5.特定关系人受贿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要求或者接受请托人以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为名,使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却获取所谓薪酬的,以受贿论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
  6.离职型受贿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的,以受贿论处。
  通过对“两高”司法解释的文本解析,不难看出,立法已经明确肯定将财产性利益纳入贿赂物范围。笔者对最高司法机关应时势而行的扩大解释的举措持赞同态度,但不应忽略的是,在贿赂物范围问题上,最新国内立法与《公约》的规定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距离。

三、与《公约》接轨的合理路径

  《公约》将贿赂的范围界定为“不正当好处”。所谓“好处”,是指“使人有所得而感到满意的事物”[19],而“事物”是指“客观存在的一切物体和现象”[20]。我国《刑法》将贿赂物限定为“财物”,通说认为,这里的“财物”应指金钱与物品,不包括财物以外的财产性利益,更不能包括其他非物质性利益[12]。笔者认为,从语义学角度分析,“财”一般指中外流通的一般等价物,包括现金、有价证券和贵重金属等;而“物”则泛指除一般等价物外的,具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且能满足主体某种需要的有形物品。无论财,抑或物,均属于广义的物、物品的范畴。由此,通说之理解基本确当。而所谓“好处”,则不仅包括物品,也涵盖了现象。毫无疑问,在贿赂犯罪中,体现“不正当好处”的现象应指行贿人提供或者创造某种条件或环境,而受贿人能够从中满足自身某种生理或者心理需要或者多重需求的行为过程。显然,体现不正当好处的现象相对于物品而言更具有隐蔽性。受贿人直接收取金钱或物品,其目的也是为了用于消费,以满足自身或亲友之需要,只不过在支配所收取的金钱或物品的具体方式上具有一定的选择余地,但同时也给受贿人隐藏、掩饰贿赂物增加了客观难度,提高了被发现、查处的几率。而体现不正当好处的现象则欠缺有形的物质性表征,它直接呈现为一种能够为行贿人所提供,并为受贿人所享受、消费的客观现象与行为过程,比如性服务、旅游产品、款待等。在此过程中,受贿人及其特定关系人的感官需求获致满足,事后即消解于无形,较少留下物理罪证,大大提升了取证难度,降低了查处几率。由此,《公约》规定的不正当好处之外延应当全面涵盖最狭义之财物、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三个向度。应当看到,《公约》使用这一立法表述是用心良苦的,既充分考量了各国立法规定与司法惯例的差异,又必须推进国际反腐败合作之共同行动,因此留下一个供各国具体把握的规范空间,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务实态度。笔者认为,在我国业已加入和批准《公约》的时代背景下,为加强反腐败斗争力度,全面承担国际法义务,有必要对“财物”作扩大解释,其内容不仅包括有形之财产和物品,也应涵盖财产性利益和可折算成货币价值的非财产性利益。
  首先,将贿赂物由财产扩及财产性利益,属于扩大解释方法之合理运用,不影响国民之预测可能性,因而无侵犯人权之虞。在“两高”的解释出台之前,司法实践实际上已经悄然先行,在司法解释颁行之后,这一做法更是得到了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确认。我国现行刑事立法主要以数额作为贪污贿赂型腐败犯罪之罪与非罪,以及法定刑升格的标准。这一立法技术具体明确,易于在司法实践中形成统一的可操作标准,因而具有较大的合理性。以财产性利益为表现形式的贿赂行为与传统财物型贿赂行为相比,不同之处在于后者表现为赤裸裸的奉送财产、物品,而前者常以某种民事行为作为外衣,从而增强了迷惑性,比如交易型受贿、委托型受贿与经营型受贿。但深入研究后不难发现,这些民事行为虽有其表,却无其实。相对于行贿人的给付,受贿人缺少真正合法的对价(受贿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显然不是法律允许的合同对价),或者虽有一定之对价,但在市场交换价值上双方是明显失衡的(如交易型受贿)。不难看出,财产性利益类贿赂的实质与传统财物型贿赂并无本质区别,均为行贿人向受贿人行送财物,只是前者企图以民事行为外衣掩饰不法勾当的实质。由此,财产性利益类贿赂也是可以用数额来计算的,实践可操作性较强,加之该类贿赂犯罪所占比重有逐步增多的趋势,因而“两高”解释的出台是规范立法对司法实践的及时回应,也与《公约》之精神相契合。
  其次,贿赂物应当包括可折算成货币价值的非财产性利益。日本有学者指出,从本质来看,贿赂犯罪是作为职务行为的对价所受赠的不法报酬而存在的,这一不法报酬理当包括能够满足人需求与欲望的一切利益[21]。反对该观点的主要理由在于:性贿赂、款待、晋升等非财产性利益难以用金钱量化,因而无法解决作为数额犯的贿赂犯罪之定罪量刑问题。笔者认为,无论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如何,只要能为受贿人所接受,并作为其实施职务行为或不实施职务行为之对价,都将侵蚀公权力的廉洁性与公信力,贿赂之不同形式与腐败危害性之大小并无必然关联。近年来,随着反腐倡廉斗争的深入开展,腐败犯罪的形式、特点也在悄然生变,财产性利益类贿赂与非财产性利益类贿赂的比重呈逐年上升态势。以后者为例,行贿人接送受贿人到境内外的名胜古迹旅游观光、赌博、嫖娼等,而由行贿人全额买单的案件愈发多见。这种贿赂形式具有“不经手”特点,较之传统贿赂方式更难发现和查处,免除了受贿人的后顾之忧,从而受到双方“青睐”。近年来,权“钱”交易向权“利”交易的转化趋势值得重视。从比较法视角看,许多国家(如意大利、瑞士、罗马尼亚、新加坡、蒙古等)的法律对贿赂范围的规定采取的就是“利益说”,这些国家的司法部门并没有因此就面临无法具体操作的问题[22]。笔者认为,非财产性利益类贿赂的社会危害性与应受刑罚惩罚性并不低于财物贿赂和财产性利益类贿赂。然而,应然层面的结论必须接受罪刑法定原则与司法可操作性的双重检验。某些非财产性利益是直接由行贿人支付价款而由受贿人享受的,比如购买非法性服务、旅游产品等。在这类情况下就不存在反对者所言的无法从金钱数额上量化的问题。可见,非财产性利益之表述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问题。试想,行贿人直接奉送财物于受贿人而由后者自行购买享受、服务是毋庸置疑的贿赂犯罪,而行贿人购买享受、服务后直接提供给受贿人享乐却被视为无罪,这岂不是法律作茧自缚、大张旗鼓的“教唆”腐败分子规避法律的制裁吗?这与时下从严治理腐败犯罪的政策态度是背道而驰的。同时,在财产性利益已被司法解释确认的情况下,将可以用金钱数额量化的非财产性利益扩大解释进贿赂物的外延,亦不违反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对于不能用金钱数额量化的非财产性利益类贿赂行为,虽然具有实质危害性,但由于不具有司法可操作性,因而不应以犯罪论处。对此,有两个案例可资研判:一则是1982年3月,日本一名男法官因接受女被告人的“性服务”(睡了三夜觉),而减轻其刑罚而被判罪(性贿赂罪)[23];另一则是2003年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级警司冼锦华因接受免费性服务而被判刑入狱,成为性贿赂定罪的先例[24]。笔者认为,这两个案例在我国大陆地区的法治语境中,至少在现阶段还无法以有罪认定,因为女被告人提供的性服务非来自于性交易行业,没有直接的价格,更不能去寻找性交易行业的“行情”硬性量化,其原因不仅在于卖淫嫖娼在我国仍是违法行为,更因为这将严重侵犯女性的人格尊严。
  综上,对贿赂犯罪中的财物作扩大解释,将财产性利益(不限于司法解释所明确的几种)与可以用金钱数额量化的非财产性利益纳入其中,不仅符合党中央加强反腐败斗争的号召,也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从严治理腐败犯罪的要求。
  
  【作者介绍】四川遂宁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职务犯罪侦查局局长;四川苍溪人,西南政法大学讲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职务犯罪侦查局局长助理。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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