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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关如何应对行政诉讼

作者:中国法制宣传网 发布时间:2006-04-29 阅读数:

四川鼎立律师曾志明 阎成钢律师在2006年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系统法律宣传讲座上的讲话

一、    我国目前行政诉讼现状
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是我国一部极其重要的人权保障法。它宣告了我国民告官制度的正式确立,标志着我国法制价值取向的重大转变,是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一个里程碑。行政诉讼法实施近17年来,行政诉讼案件每年以两位数的百分比上升,2005年全国收案数超过10多万件,其中老百姓胜诉率总体达到40%左右,一些地方甚至达到60%以上。这既反映了人民群众法治意识的觉醒和行政诉讼法实施的成就,同时也反映了部分行政机关行政法治观念淡薄和依法行政水平不高。
二、行政诉讼中判定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形
为了有效防止违法行政行为大量发生,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应当严格对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七条审查标准,努力将违法行政行为减少到最低限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 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
(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⒈主要证据不足的;
⒉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⒊违反法定程序的;
⒋超越职权的;
⒌滥用职权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四)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
主要证据不足。这是为了审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不是在认定事实清楚、主要证据确凿的基础上作出的。主要证据不足或失实,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必然违法。
 案例:吕梁通润加油站不服交城县技术监督局处罚决定案


  原告:太原公安消防物资燃料部吕梁通润加油站。

  法定代表人:夏来德,站长。

  被告:山西省交城县技术监督局。

  法定代表人:南心怀,局长。

  1997年1月17日,交城县技术监督局(以下简称县技监局)认定太原公安消防物资燃料部吕梁通润加油站(以下简称通润加油站)销售不合格的10#柴油,遂作出(交)技监罚字(97)第010号行政处罚决定,对通润加油站罚款6556.3元。通润加油站于同年1月25日向县技监局交纳罚款3000元,余款未再自觉履行。

  1997年5月24日、25日,县技监局两次对通润加油站销售的0#柴油进行抽样检查。25日将所抽取的两份样品送吕梁地区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所(以下简称地区质检所),委托该所按GB252-87国家标准为依据进行质量检查。同日,地区质检所油品化验室(盖章为汾阳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函告县技监局,送检的两组样品,经查“闪点”指标不合标准。5月26日县技监局书面通知通润加油站:“你站经销的0#柴油……经抽样送检结果为不合格品”,责令通润加油站立即停止销售。同日,又以通润加油站销售明知在不合格的柴油为由,对其立案查处。5月27日,地区质检所出具了“YJ97-05-1”、“YJ97-05-02”两份《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均认定送检样品“闪点”、“冷滤点”、“凝点”不符合标准要求,为不合格品。5月28日县技监局书面通知通润加油站行使陈述申辩权,6月4日作出(交)技监罚字(97)第030号《技术监督行政处罚决定书》,通润加油站明知销售的0#柴油为不合格品,仍继续销售,该行为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决定给予下列处罚:1.没收库存的不合格油品8.24吨;2.没收违法所得1241.6元,处以违法所得四倍的罚款,共计罚款6208元。通润加油站不服,于1997年6月18日向交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诉称:被告县技监局在省技术监督局未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对我站柴油抽样检查,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地区质检所的油质检验结果许多数据不具有科学性,据此对我站处罚没有事实依据,诉请法院:1.撤销被告县技监局(97)第030号处罚决定;2.返还一九九七年一季度对我站的罚款3000元;3.赔偿名誉损失和经济损失8万元;4.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承担由此引起原告的一切费用开支。

  被告辩称: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山西省《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有权对本行政辖区内的产品质量进行日常监督检查,也有权依法对技术监督行政违法案件实施行政处罚。地区质检所是国家认证认可的质量检验机构,具有检验柴油的能力及法定资格,其出具的质检报告是科学的、合法有效的。要求法院维持其所作的处罚决定。

  审判

  交城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县技监局对原告经营的0#柴油进行抽检,符合山西省《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第六条之规定,并非越权。原告通润加油站在被告县技监局下发停止销售不合格油品通知后,仍将库存的8.24吨不合格油品私自出售的行为违法。原告通润加油站诉请撤销九七年第一季度对该站的罚款,与本案无关。被告县技监局(交)技监罚字(97)第030号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于1997年9月12日作出判决:

  一、维持交城县技术监督局1997年6月4日(交)技监罚字(97)第030号行政处罚决定。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诉讼费660元由原告承担。一审宣判后,通润加油站不服,向吕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其主要理由是:原审审判人员徇私枉法,违反程序,请求上级法院公正裁判,并请求判令县技监局赔偿一切经济损失。

  吕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中查明,地区质检所在质检时依据的是GB252-87国家标准,1994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已对此标准进行修订,新的国家标准已取代了旧的国家标准。1997年7月24日,国家技术监督局标准化司来函答复:“修订后的标准在闪点、冷滤点、凝点三项技术指标的规定和要求上与修订前的规定和要求一致”。吕梁中院认为:产品质量是事关社会和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的大问题,作为销售者应依法经营;县技监局依法查处产品质量违法案件是其本职工作,应予以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于1997年11月18日作出终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通润加油站不服终审判决,以终审判决“采信不合法不真实的证据维持了一审错误判决”为由,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其申诉请求是:一、撤销交城县法院和吕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二审判决;二、撤销县技监局1997年(交)技监罚字(97)第03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三、判令县技监局返还九七年第一季度的乱罚款3000元;四、判令被申诉人承担因违法行政对申诉人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五、判令技监局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提审了本案。经审理认为:县技监局将抽取的油样送地区质检所检验的当天,地区质检所油品化验室就向县技监局出具“送检样品闪点不合格”的便函,该便函不是依法作出的产品质量检验报告,不能作为定案证据。县技监局据此认定通润加油站所售0#柴油为不合格品,并责令停止销售,证据不足;一九九四年已公布了新的轻柴油国家标准—“GB252-94”,原国家标准“GB252-87”已停止使用,但地区质检所仍以废止的轻柴油国家标准GB252-87为依据,对送检油样进行质量检查,依此作出的质量检验报告不合法、不规范,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原一、二审判决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通润加油站不服县技监局1997年1月17日作出的处罚决定,要求返还已交纳的3000元罚款,已超过起诉期限,应予驳回;要求县技监局赔偿名誉损失,经济损失共计8万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2目、第六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于1999年3月作出再审判决:

  一、撤销吕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97)行终字第11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交城县人民法院(1997)交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

  三、撤销交城县技术监督局(交)技监罚字(97)第030号行政处罚决定;

  四、驳回通润加油站要求交城县技术监督局返还3000元罚款的起诉;

  五、驳回通润加油站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3090元由交城县技术监督局和通润加油站各半承担。

  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地区质检所出具的《产品质量检验报告》是否有效?能否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的,责令停止销售。销售明知是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的,没收违法销售的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依照上述法律规定,销售不合格产品的情况有两种,第一种是不知是不合格产品而销售的,对此可以责令停止销售;第二种是“明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不合格产品而销售的,对此应视情节轻重给予没收、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直至追究刑事责任的严厉惩处。构成第二种违法行为的事实要件有两点:一是客观上销售了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二是主观上存在明知为不合格产品而予以销售的故意。这二方面都要有证据加以证明,而本案被告交城县技术监督局恰恰忽略了正确收集与采用证据这一重要问题,造成案件事实不清,最终导致败诉。

  一、“便函”不是“质量检验报告”,不能据此对被检查者立案查处。县技监局于1997年4月24日、25日两次抽取了通润加油站所售0#柴油的样品,将样品委托地区质检所检验。25日,地区质检所油品化验室以便函告知县技监局,所送样品经检验“闪点不合格”。县技监局据此书面通知通润加油站立即停止出售该批库存的所有不合格0#柴油。并于同日就对通润加油站立案查处。5月27日地区质检所的两份“质量检验报告”才送县技监局,5月28日县技监局将检验报告送达通润加油站。由此可见,地区质检所出具的“便函”,不是正式的质量检验报告,据此认定通润加油站销售了不合格的柴油,并立案查处的证据不足。

  二、《产品质量检验报告》不合法,不能作为定案证据。山西省《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进行产品质量检验时“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检验方法和期限进行,并准确出具检验报告”。吕梁地区质检所出具的《YJ97-05-01》和《YJ97-05-02》两份《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1.委托单位填写有误。将委托单位县技监局填为“省技术监督局”,直到通润加油站提起诉讼后,地区质检所才予以更正。

  2.检验依据是错误的。山西省《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依据:(一)法律、法规的规定;(二)强制性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十四条规定“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第十三条规定“标准实施后,制定标准的部门应当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适时进行复审,以确认现行标准继续有效或者予以修订、废止。”柴油是实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产品,检验其是否合格的依据,就是轻柴油的国家标准。原执行的柴油国家标准是1987年公布的“GB252-87”,经复审后重新修订后的国家标准为“GB252-94”,该标准自1995年6月1日开始实施。本案被告县技监局在新的国家标准已实施两年后,仍委托地区质检所按旧的轻柴油国家标准“GB252-87”进行检验,地区质检所亦仍以该已废止的旧国家标准为依据进行质量检验,其所作出的质检报告不具有法律效力。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国家技术监督局标准化司曾来函称“修订后的标准在闪点、冷滤点、凝点三项技术指标的规定和要求上与修订前的规定和要求一致”,但该意见仍不足以否定地区质检所在适用检验依据上的错误性质。

  3.对某些项目的检验手段不科学。经向省技术监督局质检部门专业技术人员咨询,他们认为,对柴油进行全项检验,至少需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而地区质检所在三天内就检验完毕,其中一些项目,如检验项目中的十六烷值,该所的仪器是作不出来的,其结果只能是推断出来的。

  4.检验程序有错误。山西省《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被检验者对检验报告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检验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申请复验。”5月28日,县技监局向通润加油站送达了“产品质量检验报告”,但没有向通润加油站交待复验权,六月四日就下达了处罚决定,这在客观上剥夺了通润加油站依法享有的复验权。

  综上所述,由于《产品质量检验报告》是无效的,交城县技术监督局所作的行政处罚主要证据不足,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撤销原一、二审判决、撤销交城县技术监督局的行政处罚的再审判决是正确的。需要指出的是,通润加油站要求县技监局返还1997年1月收取的罚款3000元,该诉讼请求与本案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无关,本不属本案审查范围,但再审判决第四项“驳回通润加油站要求交城县技术监督局返还3000元罚款的起诉”,该项判决内容不妥。

  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这是为了审查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是否适用了应当适用的法律、法规。如果行政机关应当适用此类法律、法规,但却适用了彼类法律、法规;或应当适用新的法律、法规,但却适用了旧的法律、法规;或应当适用法律、法规,但却参照适用了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规章;均属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构成违法。
违反法定程序。这是为了审查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是否遵循了法律规定的期限、方法、步骤和顺序。不遵循法定程序,即使其他标准合法,也会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作为一条重要的审查标准。
案例: 遵义汽车运输总公司不服晋江市技术监督局封存汽车的行政强制措施并请求国家赔偿案

  原告:贵州省遵义汽车运输总公司

  一、二审法定代表人:董根生,总经理。

  再审法定代表人:周清明,总经理。

  被告:福建省晋江市技术监督局。

  法定代表人:庄冰心,局长。

  贵州省遵义汽车运输总公司(以下简称遵义运输公司)持有与贵州省仁怀县茅河窖酒厂遵义经营部和该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书、贵州省遵义市酒类专卖事业管理局“黔酒专运字OM:0048474”酒类出境准运证等手续,由该公司贵州02/00527五十铃大型货车驾驶员盛平负责运载瓶装酒6吨(12×500)480箱到晋江安海。1993年4月21日,经群众举报,晋江市技术监督局(以下简称技术监督局)于当日将该批瓶装酒480箱连同该车辆扣留封存。至1993年12月27日,晋江市技术监督局以(晋)技监封字(93)第003号《封存通知书》,认定该批酒和该车系假冒商品及贩假工具,将其扣留封存,并通知原告遵义运输公司。1994年4月27日,晋江市技术监督局以(晋)技监字(94)第001号《解除封存通知书》,决定对被扣留封存的车辆给予放行,并通知遵义运输公司。1994年7月11日,遵义运输公司向泉州市技术监督局提出复议申请。同月21日,复议机关以超时效裁决不予受理。1994年8月8日,遵义运输公司向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诉称: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依法应予判决撤销,其主要事实、理由和请求是:1993年4月15日,该公司依贵州省仁怀县茅河窖酒厂遵义经营部要约,双方签订运输合同。1993年4月18日,由该公司贵州02/00527五十铃大型货车驾驶员盛平,持贵州遵义市酒类专卖事业管理局“黔酒专运字OM:0048474”酒类出境准运证等手续,装载瓶装酒6吨(12×500)480箱,运往福建晋江。同月21日,到达晋江安海时,被告技术监督局封存扣留了该批酒及车辆。原告认为被告扣车行为无法律依据,属违法行为,请求判决返还贵州02/00527五十铃大型货车一部,赔偿因被告技术监督局执法违法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为本案诉讼所支付的差旅费及诉讼费用承担责任。

  被告辩称:该案不属人民法院受理范围,被告作出的1993年12月27日(晋)技监封字(93)封存通知书,决定依法扣留封存的贵州02/00527五十铃大型货车,已在1994年4月27日作出的(晋)技监字(94)001号《解除封存通知书》中决定予以解封,这一行政行为已消失,不存在不服该具体行政行为而提起行政诉讼的问题。如就查封的行政行为所造成的财产损害的后果请求赔偿,应当先由行政机关解决,对行政机关处理不服,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对贵州02/00527五十铃大型货车封存扣留是合法的,原告请求赔偿损失没有法律依据,依法查封原告的贩假工具是根据《福建省商品质量监督条例》第二条的规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

  审  判

  晋江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对原告遵义运输公司02/00527五十铃大型货车以贩假工具及运载的贵州醇酒以假冒商品进行封存扣留,是根据《福建省商品质量监督条例》第二条“在本省境内从事商品生产、储运、销售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及第十条第七款关于严禁生产、销售“假冒厂名或商标、冒用优质或认证标志、伪造生产许可证标志的商品(含包装物及印刷品)”的规定,对假冒贵州醇酒的瓶装酒(12×500)480箱连同该车辆进行封存扣留审查并无不妥,同时,对该批酒没收和销售处理及放还车辆,于法有据,执法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和《福建省商品质量监督条例》第二条、第十条第七款的规定,该院于1997年1月2日作出判决如下:

  一、维持被告晋江市技术监督局1993年12月27日(晋)技监封字(93)第003号《封存通知书》的决定。

  二、驳回原告遵义运输总公司的诉讼请求。

  遵义运输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称:1.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原审作出维持判决错误,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2.请求判决被上诉人归还国有汽车一辆,并赔偿因非法扣押车辆期间的经济损失40万元;3.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支付我公司因本案而开支的差旅费用;4.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晋江市技术监督局辩称:在上诉人拒绝提供及提供的证明材料不足以证明运输伪劣贵州醇酒的汽车与制假、贩假行为无关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为了查清全案,履行法定职责,对唯一可供查证的伪劣产品及运输车辆进行封存,是必要的,合法的,在案件查明之后,又及时解除对该辆汽车的封存令,并将车辆移交给上诉人,移交手续清楚,完整。原审判决正确,二审应当维持原判。

  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上诉人晋江市技术监督局根据有关规定对假冒贵州醇酒封存扣留审查,并根据鉴定结论将封存的假冒贵州醇酒进行销毁处理依法有据,应予支持。但对上诉人遵义运输公司属履行运输合同的车辆作出扣留封存的行为,这不仅是认定事实不清,亦属适用法律不当;且擅自改变其封存车辆的结构,其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和超越职权,应予撤销。原审作出维持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显属不当,应予纠正。被上诉人晋江市技术监督局应赔偿其违反法律规定,封存上诉人车辆期间的经济损失。鉴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交接车辆未果及上诉人曾因故推迟处理封存车辆的事实,其间的经济损失双方均应承担部分责任。综上,上诉人请求赔偿经济损失及返还车辆的合理部分,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2、4目;第六十一条第(二)项、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该院于1997年7月21日作出判决如下:

  一、撤销晋江市人民法院(1994)晋行初字第03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晋江市技术监督局1993年12月27日(晋)技监封字(93)第03号《封存通知书》中关于封存车辆决定;

  三、晋江市技术监督局应在接到本判决书之日起两个月内返还原封存车辆;

  四、晋江市技术监督局应赔偿贵州省遵义汽车运输总公司车辆被封存期间造成的经济损失人民币220280元,在接到本判决书之日起两个月内支付。

  原审被告(被上诉人)技术监督局不服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称:1.申诉人在办案过程中,并无实施违反法定程序的超越职权的行为;2.1993年12月27日前,车辆系陈少杰私自扣押,其移交申诉人时,车辆结构已经改变,此事与申诉人无关;3.申诉人与遵义运输公司车辆交接完毕,后被陈少杰扣留,二审判决却认定交接车辆未果,与事实相悖;4.二审判决申诉人返还车辆、赔偿经济损失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为此,请求撤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

  原审原告(上诉人)遵义运输公司仍以原事实和理由答辩。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的有关规定,决定对本案进行提审。经再审认为,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应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审被上诉人技术监督局以原审上诉人遵义运输公司的车辆运输假冒贵州醇酒而将车辆予以扣留封存,于法无据,且适用法律错误,其中1993年4月25日封存车辆未依法定程序,其程序违法,因此,原审被上诉人技术监督局封存车辆的具体行政行为应予撤销。为此,由于原审被上诉人封存车辆行为给原审上诉人遵义运输公司造成车辆及其他经济损失,应承担行政侵权赔偿责任。原一审法院认为技术监督局封存车辆决定合法,并判决予以维持不当,应予改判。原审生效判决认定原审被上诉人技术监督局违法封存车辆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其判决撤销原一审判决及原审被上诉人技术监督局封存车辆决定正确,应予维持。但原审生效判决认定的有关行政侵权赔偿部分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应改判;现经本院调解,原审上诉人遵义运输公司与原审被上诉人技术监督局已自愿达成协议:(一)原审被上诉人晋江市技术监督局赔偿给原审上诉人贵州省遵义汽车运输总公司车辆(折价)及其他经济损失共156000元;(二)原审被上诉人应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将赔偿款项一次性付给原审上诉人。对此,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1997)闽行再字第2号行政赔偿调解书已予以确认,不另作改判。原审被上诉人技术监督局的有关封存车辆行为合法等申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其提出的有关原审生效判决行政侵权赔偿不当的部分申诉理由成立,可予采纳。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2、3目、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维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年7月21日(1997)泉行终字第10号行政判决第一、二项,即撤销晋江市人民法院(1994)晋行初字第03号行政判决和撤销晋江市技术监督局1993年12月27日(晋)技监封字(93)第03号《封存通知书》中关于封存车辆决定。

  评  析

  本案是一起技术监督行政机关在查处假冒商品的同时,扣押封存运输的车辆而引起行政争议的案件。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一、被告扣押封存运输车辆数月后解封放行,认为财产强制行为已“消失”,不具有可诉性,是对法律规定的严重曲解。

  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包括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等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针对特定对象所采取的暂时限制人身自由和财产流通的强制手段。对于行政机关的这种具体行政行为,法律明确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被告认为其扣押封存原告的车辆后已解封放行,这一行政行为已经“消失”,不存在不服该具体行政行为而提起行政诉讼的问题,原告的起诉不属于法院受案的范围。被告的这种主张,显然是对行政强制措施和法律有关规定的严重曲解。人身的或财产的行政强制措施一经实施,即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即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这是常识。被告扣押封存原告车辆数月后放行,其行为无论是从行政强制措施本身含义上,还是从法律有关规定上,都不能理解为财产强制的具体行政行为已不复存在,因而此种行为不具有可诉性。因此,被告作这样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其错误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被告采取扣押封存运输车辆的财产强制措施,没有法律依据,严重违背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

  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保全措施,其目的和作用在于为查明案件真实情况,作出正确处理决定提供保障。行政强制措施,包括人身强制和财产强制。因为它涉及我国宪法规定保护的公民、法人的人身、财产基本权利,因此,行政机关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福建省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行政执法机关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对相对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必须符合下列要件:(一)行政执法机关必须依法设立;(二)在法律、法规明确授权的范围内;(三)确有必要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四)行政强制措施的范围仅限于与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目的直接有关的人、物、行为;(五)行政强制措施应适当,以达到其目的为限度;(六)符合法定程序。”

  本案中,被告技术监督局采取扣押封存原告车辆之行政强制措施,违反上述法规规定,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法律法规没有赋予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在此种情况下采取财产强制的职权,换言之,被告扣车的财产强制措施不在法律、法规明确授权的范围内,其具体行政行为于法无据。其次,被告的行为严重违背“行政强制措施应适当,以达到其目的为限度”的规定,被告在原告提供《运输合同书》、《公路运输营运证》和被告无事实表明原告参与合谋运输、销售假冒商品之后仍对原告的车辆扣押封存,其行政行为的违法性是很显然的。不仅如此,如上所述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为查明案件真实情况、作出正确处理决定提供保障,但被告从1993年4月25日扣车至1994年4月27日解除“封存”通知,在其后双方在返还车辆交接中未依法定程序办理造成继续扣车,被告扣押封存原告车辆前后长达4年多,由此可见被告行政违法的严重程度,此种行政违法行为亦实属少见。再次,更有甚者,被告严重违背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还突出地表现在被告扣押封存原告车辆期间,放任他人对车辆作了一系列“改装”行为,改变了车辆的原来用途。

  三、被告实施扣押封存原告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严重违反了法定的程序。

  《福建省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必须按照规定的要求制作载明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时间以及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名称及其条款的书面决定书;必须依法送达相对人,即时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应在24小时内将决定书送达;必须将扣押、查封物品或者款项制作清单,记明财物的名称、种类、规格、数量和完好程度等,由承办人和相对人签名或者盖章,清单由执行单位和相对人各执一份;退还扣押财物时,必须由相对人凭单验收,扣押财物灭失、损坏的,行政机关应负责赔偿。本案中,被告技术监督局实施扣押封存原告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都违反了以上规定。具体表现在:(1)扣押封存车辆,没有依法及时制作书面决定书,而是在扣车8个月之后才作出书面决定通知原告;(2)被告的书面决定书没有表明采取强制措施的目的及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名称及其条款;(3)被告自行设定封存期限三个月,并设定所谓案件调查期1993年4月25日至12月26日,共8个月,不计算封存期。(4)没有制作记明财物(车辆)的名称、种类、规格、数量和完好程度等清单,并由承办人和相对人签名或者盖章,各执一份;(5)退还车辆时没有凭清单交接验收,灭失或损坏的财物未予赔偿。甚至发生交接未了,被告的有关人员即离开现场,该车辆被无关人员强行拦阻、开走的情况,导致原告未能接回车辆,等等。以上事实从一个方面说明被告在行政执法中缺乏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也表明被告行政违法的严重程度。

  四、被告财产强制措施之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应给予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等行政行为,侵犯财产权情形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本案被告的扣车违法行为,造成原告严重经济损失,原告有权依法要求给予赔偿。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五条关于“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第二十八条第(二)项关于“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四)项的规定赔偿;”即“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等规定,被告应当赔偿原告因车辆被扣押所造成的各项直接损失。需要指出的是,原告因被告扣押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而引起行政争议,在行政诉讼期间其花费的差旅费,应属其直接经济损失,本案二审法院判决未将该项费用作为行政侵权赔偿范围不当。本案中,有关行政侵权赔偿问题,按照法律规定,可以进行调解。鉴于双方当事人自愿要求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再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主持进行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一、被告赔偿原告车辆折价及其他经济损失共计156000元;二、被告应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将赔偿款项一次性付给原告。再审法院认为协议符合法律规定,给予确认,并制作了行政赔偿调解书。
案例: 林小平不服福建省长泰县技术监督局行政处罚决定案

  原告:林小平,男,1959年12月6日出生,汉族,长泰县人,个体户。

  被告:福建省长泰县技术监督局。

  法定代表人:杨钢山,局长。

  1997年8月18日,福建省长泰县技术监督局,根据消费者林德辉1997年7月2日的投诉请求,认定销售者林小平在1996年1月21日售给林德辉的松下(乐声21寸)进口彩色电视机外包装箱、整机外壳、控制器以及说明书等均没有中文标明;整机没有商检CCIB标志,也没有海关证明书和准运证;主要部件显像管日立牌,该机判为非原装进口彩色电视机,共10台。违反了《福建省商品质量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十条第(9)、(11)款规定。依据该条例第二十五条第4款,决定给予林小平行政处罚:1、没收售出该机的货款3280元;2、并处以该机货款的20%罚款即656元。以上二项交付款计3936元;3、该机尚有使用价值,责令给予用户补偿费1000元,共计4936元。林小平不服,于1997年8月27日向长泰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诉称:被告在未查清消费者提供的物证电视机是否为其1996年元月出售的原电视机;以及时隔一年零六个月,消费者已私自拆机更换过零部件,被告未对此电视机显像管是否被更换过作出鉴定,即依所据《条例》作出处罚,是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条例错误。要求撤销《(泰)技监罚字(1997)802号技术监督行政处罚决定书》。

  被告辩称:该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得当,符合法律程序。请求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案  情

  长泰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林小平出售的松下(乐声21寸)进口彩色电视机外包装箱、整机外壳、控制器、说明书等均没中文标明,没商检标识,依法应当予以处罚。但长泰县技术监督局:“主要部件显像管是日立牌,该机为非原装进口彩色电视机,共10台”的主要证据不足。同时,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被告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侵犯了林小平的陈述和申辩权,违反法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第3目、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该院于1997年12月19日作出判决:

  一、撤销被告福建省长泰县技术监督局(泰)技监罚字(1997)802号技术监督行政处罚决定;

  二、被告福建省长泰县技术监督局在法定的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一审宣判后,原、被告均表示服判,不上诉。

  评  析

  本案技术监督部门在查处伪劣电器案件中,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被撤销。现就本案涉及的几个问题评析如下:

  1.本案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的认定问题。主要证据不足,是指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缺乏基本事实依据,主要案情不能得到证明的案件情况。本案中福建省长泰县技术监督局认定林德辉在1996年1月21日向林小平购买松下(乐声21寸)彩电一台,单价3280元和外包装箱、整机外壳、控制器、说明书等没有中文标明及没有商检标识的事实,有林小平1996年1月21日出具的款物收据和接受长泰县技术监督局干部张国仁、杨金溪的调查笔录及证人林德辉证言为证,有影印件与原物核对无误的证据为证,足以认定。但认定:主要部件显像管日立牌,该机判为非原装进口彩色电视机,共10台。存在两个问题:1、消费者林德辉购买电视机至其投诉,时隔一年零六个月(1996年1月21日-1997年7月2日),投诉的物证电视机已被林德辉私自拆机,是否现换显像管的问题,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2、被告在检查一台电视机,即推定同批其余9台亦属非原装进口电视机(但又未对此9台电视机进行处理),缺乏确凿的事实根据。被告尚未查清上述事实,即作出的行政处罚,主要证据显然不足,明显与“以事实为依据”的执法原则相悖,依法应当撤销。

  2.本案具体行政行为违反程序的问题。本案长泰县技术监督局决定没收林小平售出货款3280元、罚款656元、责令给予用户补偿费1000元。三项合计4936元,明显超出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中“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1000元以下罚款或警告的行政行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适当范围,而应适用一般程序。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本案被告没有履行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第三十二条之规定的职责,侵犯了林小平的陈述和申辩权,属违反法定程序,依照该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应当予以撤销。

  3.本案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与否问题。本案适用《条例》第二十五条第(4)项规定:生产、销售第十条第(9)至(10)项商品的,封存未售出部分商品,没收已售出部分的商品销货款,并处以该商品经营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十的罚款。与1993年2月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中“产品标识不符合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责令改正;有包装的产品标识不符合本法第十五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止生产、销售,并可以处以违法所得15%-20%的罚款”的规定不一致。客观上产生对适用《行政处罚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的不同理解。

  《宪法》第一百条规定:“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行政处罚法第十一条第二项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上述规定说明:地方性法规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执法的依据。也就是说地方性法规只能根据法律规定的处罚种类和幅度,制定对不同情节的违法行为给予不同程度的处罚,不得增加法律没有规定的新的处罚种类和幅度。如果增加新的处罚种类和幅度,这些条款与法律的立法本意是相悖的,属于与法律规定相抵触的内容。本案中,适用《条例》的规定与《产品质量法》相比,增加了“没收了已售出部分的商品销货款”的罚种,增大了罚款的幅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此作出的行政处罚,应当予以撤销。


超越职权。这是为了审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依据的权限是否合法。甲机关行使了乙机关的权限,下级机关行使了上级机关的权限,或与此相反,都属于超越职权,构成违法。
1996年,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对该区盐业公司经销标识不合格食盐的行为进行了处罚,该公司以《盐业管理条例》未授予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经销不合格食盐的行为进行查处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终,人民法院维持了区技术监督局的处罚决定,为本案划上了句号。 
  江苏省启东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的遭遇更为尴尬。1997年3月,该局对启东市蔬菜种子公司经销不合格种子的行为进行查处并做出处罚决定。蔬菜种子公司以质量技术监督局无权依照产品质量法对其进行处罚为由,先后提起复议、诉讼。该案经行政复议、一审和二审终审,均维持启东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蔬菜种子公司仍不服,提起再审。2000年11月15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种子管理条例农作物实施细则》规定,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不能对销售不合格种子行为单独做出处罚决定为由,撤销启东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2001年2月6日,启东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向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这场马拉松式的官司何时了结还难以说定。 
  全国各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在查处质量违法行为和打击假冒伪劣商品活动中遭遇的类似事件已是屡见不鲜。其原因都是因为产品质量法第70条有着这样一个规定:“……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权范围决定。法律、行政法规对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机关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对药品、食品、烟草等产品的监管进行专门立法,国务院先后对食盐、农药、兽药、化妆品、饲料等产品的监管制定行政法规。这些法律、行政法规无一不涉及到质量监督权和假冒伪劣产品的查处权问题。而它们又多数没有明确规定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这些产品的监管权。为此,国务院法制办先后对农药、兽药产品的监管权问题做出解释,但争议并未就此结束。 
  “交叉”引发系列问题 
  产品质量法是关于产品质量方面的一般法,它对产品质量做出了一般性的要求,并赋予质监部门对产品质量的统一监管权。各专业法针对某些产品的特殊性大多规定对生产者或销售者实行资质许可、市场准入等制度,同时赋予相关部门的审核发证权,这确有必要。然而由此造成的产品质量监管权交叉却带来了许多不良后果。 

 8月5日,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依法撤销湘潭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对湘潭县海棠兽药饲料经营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去年11月6日,湘潭县海棠兽药饲料厂经营部老板罗长能以每吨1725元的价格从衡阳市一饲料厂购进猪饲料2吨,货款共计3450元。11月10日,县工商局根据群众举报,对罗长能的该批猪饲料进行立案调查,并将现场抽样样品送至湘潭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进行检验。检验报告结果为不合格产品。12月2日,县工商局将该报告送达给罗长能。在产品送检期间,罗长能将饲料以每吨1800元的价格销售完毕,得款3600元。扣除成本获利150元。 
   今年4月15日,县工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罗长能立即停止销售该不合格产品的行为,没收违法所得150元,并处罚款3600元。 
   罗长能不服行政处罚决定,向湘潭县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国务院《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饲料、饲料添加剂管理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管理工作。”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根据饲料、饲料添加剂质量监督抽查工作规则,可以组织对饲料、饲料添加剂进行监督抽查,并会同同级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公布抽查结果。”因此,湘潭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对经营不合格饲料的违法行为没有行政处罚权。 
   湘潭县法院遂作出上述行政判决。 
    滥用职权。这是为了审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的权限是否存在形式上合法,但行使动机或目的却违法的情形。所谓在形式上合法,是指行政机关形式上并未超越职权;所谓行使动机或目的上违法,是指行政机关或公务员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或者从部门利益、个人利益出发,或者在行为的目的上违反法律规定或立法精神。
湖南严肃查处违法拆迁案 嘉禾县委书记县长被撤
 新华网北京6月4日电 对嘉禾县房屋拆迁中损害群众合法权益问题,中央高度重视。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批示,湖南省政府、建设部联合调查组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取证工作,基本查明主要违法违规事实。调查表明,这是一起集体滥用行政权力、损害群众利益的违法违规事件。 
    嘉禾县珠泉商贸城是一个以商业营业用房为主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现已查明,嘉禾县在未进行规划项目定点的情况下,为开发商发放《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先办理《建设用地批准书》,再补办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续;在开发商未缴纳土地出让金的情况下,发放《国有土地使用证》。在缺乏拆迁计划、拆迁方案和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足额到位证明等要件的情况下,为拆迁人发放《房屋拆迁许可证》;在没有按规定程序举行听证的情况下,对11户被拆迁人下达强制拆迁执行书。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县委、县政府滥用行政权力强制推进房屋拆迁,去年12月份以来,先后对11名公职人员进行了降职、调离原工作岗位到边远乡镇工作等错误处理,并错误拘捕李会明等3人。 
    嘉禾拆迁中的问题经上访群众反映后,上级有关领导和部门曾多次责令纠正。但嘉禾县委、县政府对上报告已经进行了自查自纠,实际却继续加大行政介入力度。在媒体对拆迁事件曝光后,嘉禾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不能正确对待舆论监督,依然一意孤行。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干部群众的合法权益,也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经湖南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已责成有关方面按规定程序撤销周余武中共嘉禾县委委员、常委、书记职务;撤销李世栋中共嘉禾县委委员、常委、副书记职务,并依法撤销其县人民政府县长职务;给予李水福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责令其引咎辞去中共嘉禾县委副书记、嘉禾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职务;给予中共嘉禾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周贤勇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给予雷知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嘉禾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县长助理、城关镇党委书记职务。对涉嫌触犯刑律人员的刑事责任,由司法机关调查后做出决定。对其他有关单位和人员的问题,将由有关部门继续调查处理。 
    国务院高度重视这起事件,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严肃法纪、依法行政的决心。湖南省委、省政府表示要从这起事件中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引以为戒,继续深入查处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问题,强化依法行政的教育,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完) 
  对违反上述五条审查标准中任何一条标准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即可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
  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这是为了审查行政机关是否存在法律规定应当作为而不作为的情形。对违反这一条审查标准的不作为违法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行政机关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行政处罚显失公正。这是为了审查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处罚行为是否存在形式上虽不违法,但却明显不合情理的情形。如处罚畸轻畸重;同等情况,不同处罚;不同情况,相同处罚等等。对违反这一条审查标准的行政处罚,人民法院可以判决变更。
案例: 杨宝玺诉天津服装技校不履行法定职责案
            
  原告:杨宝玺,男,29岁,无业,住天津市河西区黑牛城道。
  被告:天津市服装技术学校。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吉安道。
  法定代表人:王世萍,该学校校长。
  第三人:天津纺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赤峰道。
  法定代表人:刘宝根,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杨宝玺系被告天津市服装技术学校(以下简称服装技校)91级学生。杨宝玺1994年毕业时,被告未向其颁发毕业证。2004年12月13日,杨宝玺以服装技校(原天津市服装技工学校)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向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因天津纺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纺织集团)与本案被诉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河东区人民法院依法通知纺织集团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原告诉称:我于1991年报考服装技校,1994年毕业后服装技校始终未颁发毕业证书。后虽多次催问,但对方一味要求原告等待,以致本人多年来因无学历无数次求职失败,2000年因经济困难步入歧途。2004年刑满释放后再次要求服装技校发还毕业证时,对方于同年6月2日出具一份“毕业证明”。要求判令被告履行发放毕业证义务。
  原告提供的证据有:
  服装技校2004年6月2日出具的毕业证明,用以证明服装技校未向其发放毕业证的事实。
  被告辩称:1994年原告毕业时我校按学籍管理规定为其办理了毕业证,但因我校为企业办学,毕业生在企业系统内统一分配,故我校已按规定将全部毕业生的人事档案和毕业证一并交到天津市服装联合总公司劳动人事处,待毕业生分配后由所在企业到总公司领取。原告毕业时未到指定企业服装十七厂报到,其后求职不成有多种原因,不应认为是毕业证的原因。2004年年初突然来校索要毕业证及要求经济补偿,我校明确答复毕业证不在学校并为其开具了学历证明。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提供的证据有:
  1.天津市劳动局发布的津劳培字(1978)第240号《关于下达天津市一九七八年技工学校扩大招生计划安排的通知》和《天津市技工学校一九九一年招生计划表》,用以证明被告依法成立及1991年招生的合法性。
  2.学校的毕业生分配名册,用以证明原告分配到天津市服装十七厂工作;
  3.被告原校长肖德华的证言,用以证明94届毕业生的档案和毕业证书都交到原天津市服装工业公司,学生到企业报到后,由所在企业到公司领取档案和毕业证书。
  第三人纺织集团辩称:被告是独立法人单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被告是2002年2月划归我公司所属,现在隶属于我们公司下属针织公司,1994年发生的毕业证问题因当时学校不属于我公司管理,此事与我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根据天津市人民政府的津政函(2001)72号文件的规定,目前我公司不承担政府行政管理职能、行业管理职能、社会管理职能,我公司对学校发证无任何责任,因此与此案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
  第三人提供证据如下:
  1.天津市调整工业办公室颁发的津调办(1999)63号关于将中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天津市服装技术学校整建制划归南开区人民政府管理的批复,用以证明被告由南开区政府管理。
  2.天津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津政函(2001)72号《关于重组天津纺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实施方案有关问题的批复》,用以证明政府对第三人职能的定位,即不承担政府行政管理职能、行业管理职能、社会管理职能。
  3.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有关领导批准的由天津市经济委员会发布的津经调(2002)9号《关于天津市服装技术学校调整隶属关系有关问题的请示》文件,用以证明2002年2月原隶属于中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的天津市服装技术学校划转回归第三人管理的事实。
  4.天津市经济委员会发布的津经企(2004)4号关于同意修改《天津纺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章程》的批复,用以证明天津市纺织工业总公司与天津中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合并重组为天津纺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天津中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成为第三人的全资子公司,原所属服装企业的产权关系不变,原债权、债务仍由该公司承担。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
  被告服装技校系1978年经原天津市劳动局批准成立的技工学校,后变更为现校名。1991年原告杨宝玺报考服装技校并被录取,1994年全部课程学习成绩合格后毕业,但服装技校未向杨宝玺本人颁发毕业证书。2002年2月,原隶属于中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的服装技校划转回归第三人纺织集团管理。2004年6月2日,杨宝玺向服装技校提出补发毕业证书的要求,服装技校仅向杨宝玺出具了学历证明,未按杨宝玺的要求向其补发毕业证书。
  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是:学校没有直接向其准予毕业的学生发放毕业证书是否构成违法。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受教育者享有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的权利。
  被告服装技校作为从事培养技术工人的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和1990年5月4日劳动部关于颁发《技工学校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第三十条“学生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毕业考核和操行总评(毕业鉴定)成绩合格者,准予毕业,由学校发给毕业证书”的规定,向在学校接受教育且完成规定学业的学生颁发学业证书。现服装公司以原告杨宝玺的毕业证书已交上级主管单位为由,不向杨宝玺颁发毕业证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侵犯了杨宝玺依法应享有的受教育权,故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三人纺织集团在服装技校1994年未向杨宝玺颁发毕业证书时,虽然不是服装技校的主管单位,但在2002年2月原隶属于中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的服装技校划转回归其管理后,作为服装技校主管单位应承担监督管理的职责,及时清查服装技校的遗留问题,督促其纠正违法行为。由于纺织集团疏于管理,导致本案争议纠纷长期未得到解决,最终形成诉讼。为此,纺织集团应负有一定的责任。鉴于本案的实际情况,纺织集团应积极通过有关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协助其下属的服装技校办理毕业证书,以切实维护杨宝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三)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于2005年3月9日判决:
  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被告天津市服装技术学校颁发原告杨宝玺的毕业证书,第三人天津纺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予以协助办理。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天津市服装技术学校负担。
  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行政机关行政诉讼胜诉的关键:掌握行政诉讼证据规则
 证据,在法学界一向被视为诉讼的脊梁,是构筑诉讼大厦最为可靠的基石。证据规则是关于哪些材料可以作为证据、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以及如何运用证据证明案件待证事实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为履行我国加入WTO三大协定中关于及时公布贸易法律、法规、处理贸易纠纷案件司法裁判案例及依据的承诺,继民事诉讼证据规则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吸取证据理论的研究成果,结合行政诉讼特点,于2002年6月4日又颁布实施了《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是我国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主要载体。其主要规则有:取证规则,举证规则,补证规则,质证规则,认证规则
  一、取证规则
  取得证据规则是人民法院、行政主体及其相对人和其它利害关系人收集、调取证据所应遵循的程序、方法和应满足的条件。。如果取证不符合要求,举证当然就不可能符合要求。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取证时限规则]
  即取证时限上的要求。该规则涉及司法解释中的两个条款。即第3条:在诉讼中,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第60条1项: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之后自行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因此,被告收集证据,一般应在做出行政行为之前的行政程序中进行。该规则不约束原告、第三人。
  (二)[证据形式要件规则]
  所有证据都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证据的形式要件是指证据在形式上所应满足的条件。证据形式应该说是审查判断证据可采信的重要内容和途径。证据材料能否作为被采用,除内容因素外,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证据形式是否符合法定条件。证据形式是在取证过程中形成的。加强对证据形式要件的理解认识,不仅可以规范取证行为,也有利于提高质证和认证水平。
  [书证] 书证是指以文字、符号民、图画等所表达和记载的思想内容明案件待证事实的书面文件或其它物品。具有稳定性强,易于保存,不受载体限制特点。应调取原件或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节录本;应当注明出处并经核对无异后加盖印章;报表、图纸、帐册、科技文献应有说明材料;询问、陈述、谈话类笔录,应当由执法人员、被询问人、陈述人、谈话人签名或盖章(10条)。
  [物证] 物证指以其存在形式、外部特征、内在属性证明案件待证事实的实体物和痕迹。应调取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调取与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或该物证的照片;种类物调取其中的一部分(11条)。
  [电子证据] 电子证据是伴随现代电子技术发展而出现的证据形式,除电子邮件(E-mail)外,还包括电子数据交换、电子资金划拨、电子公告牌记录等,早在60年代,英美法系一些国家就确立了关于电子证据的大量判例。南非于1983年、加拿大于1998年还分别制定有《计算机证据法》。本司法解释称之为计算机数据。即向法院提交计算机数据或录音、录像视听资料证据,应调取原始载体或复制件;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证明对象,制作人等;声音资料应附有该声音内容的文字记录(12条)。
  [证人证言] 指了解案件有关的人向法院所作的用来证明案件待证事实的陈述。应写明证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住址等基本情况;应有证人的签名,不能签名的,应当以盖章等方式证明;注明出具日期;附有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明证人身份的文件(13条)。
  [鉴定结论] 是鉴定人接受委托或聘请,运用自己专门知识或技能,对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后所作出的结论意见。应当载明委托人和委托鉴定的事项、向鉴定部门提交的相关材料、鉴定的依据和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鉴定部门和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并应有鉴定人的签名和鉴定部门的盖章。通过分析获得的鉴定结论,应当说明分析过程(14条)。
  [现场笔录] 现场笔录是行政主体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当场进行调查、处理、处罚而制作的文字记载材料。是行政诉讼特有的证据形式。勘验笔录与现场笔录近似,只是制作主体、时间略有区别。形式上应当载明时间、地点和事件等内容,并由执法人员和当事人签名。当事人拒绝签名或者不能签名的,应当注明原因。有其他人在现场的,可由其他人签名。法律、法规和规章对现场笔录的制作形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15条)。
  [域外证据] 域外证据主要指在我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当事人调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应当说明来源,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证据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16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我原驻苏联大使馆教育处出具的证明不具有证明效力的复函》的规定,我驻外大使馆具体行使涉外公证认证的职能部门是领事部,其他部门不具有该项职能,出具的涉外公证认证文书无效。我国已于1997年加入海牙国际取证公约。
  调取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内形成的证据,应当具有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的证明手续。证明主要有四种方式:1、我驻港、澳机构的证明;2、当地工会联合会等团体的证明;3、我司法部委托的港澳律师的证明;4、台湾不冠以“中华民国”名义的公证机构或民间组织的证明。
  [外文证据] 外文证据主要指外文书证、外文视听资料等由外国语言文字形成的证据。当事人调取外文书证或者外国语视听资料的,应当附有由具有翻译资质的机构翻译的或者其他翻译准确的中文译本,由翻译机构盖章或者翻译人员签名(17条)。 
  [涉密证据] 指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证据。对这类证据在形式上应作出明确标注和说明。调取的 证据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应当作出明确标注(18条)。
  (三)[法院取证规则]
  本司法解释首次对人民法院调取证据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依职权调取规则] 人民法院有以下两种情况可以向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调取证据:(1)涉及国家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认定。(2)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回避、中止、终结诉讼等程序性事项。(22条)需要调取的证据在异地的,可以委托证据所在地法院调取。不能完成委托内容的,应告知委托的法院说明原因(26条)。
[应请求调取规则] 原告或第三人(不排斥被告)不能自行收集,但能够提供确切线索的以下三类证据,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1)国家有关部门保存,且须由法院调取的证据;(2)涉密证据;(3)确因客观原因不能收集的其他证据(23条)。这是申请调取证据的范围。申请调取证据的程序是,申请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写明申请调取证据的原因、证据持有人姓名或名称、住址、拟取证内容和要证明的案件事实(24条)。法院对调取证据的申请应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及时调取;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并说明理由;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可以在三日内申请复议一次,法院在五日内作出答复(25条)。
  [取证目的规则] 人民法院不得为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调取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23条2款)。
  (四)[证据保全规则]
  证据保全是指在证据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于取得的情况下,由法院应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对证据进行的固定和保护。
  [程序规则]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以书面形式提出,并说明证据的名称和地点、保全的内容和范围、申请保全的理由等事项。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其提供相应的担保。法律、司法解释规定诉前保全证据的,依照其规定办理(27条)。
  [方法规则] 人民法院保全证据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查封、扣押、拍照、录音、录象、复制、鉴定、勘验、制作询问笔录等保全措施。人民法院保全证据时,可以要求当事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到场(28条)。
  (五)[现场勘验规则]
  勘验是司法或行政执法人员凭借感觉,包括听觉、视觉、嗅觉和触觉以及专门调查工具对案件相关场所进行观察、检验以收集证据的活动。
  人民法院可以依当事人申请或者依职权勘验现场(33条)。勘验现场时,勘验人员必须出示人民法院的证件,并邀请当地基层组织或者当事人所在单位派人参加。当事人或其成年亲属应当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勘验的进行,但应当在勘验笔录中说明情况(33条)。
审判人员应当制作勘验笔录,记载勘验的时间、地点、勘验人、在场人、勘验的经过和结果,由勘验人、当事人、在场人签名。勘验现场时绘制的现场图,应当注明绘制的时间、方位、绘制人姓名和身份等内容。当事人对勘验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在举证期限内申请重新勘验,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34条)。
  二、举证规则
  行政诉讼举证,就是指行政诉讼的当事人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或事实损害行为、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是否合法、应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承担何种赔偿责任的诉讼活动。
  (一)[举证责任配置规则]
  举证责任,指当事人在诉讼中因举证不能或不力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我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法院这次制定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规定行政机关就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行政相对人应就其请求符合法定条件负举证责任。即:被告对行政行为合法性(1条)和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4条3款)负举证责任。原告应负责提供三类证据材料:符合起诉条件的材料(4条1款);诉被告不作为,证明其在行政程序中曾提出过申请的材料(4条2款);赔偿诉讼中,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5条)。同时规定了原告享有提供被告行为违法的证据的权利(6条)。
  (二)[举证失权规则]
  举证失权指无正当理由超出法定举证期限,即丧失举证权利的制度。我国行政诉讼法没有举证期限的规定,长期以来实行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增加了诉讼成本,降低了诉讼效率,也不利于公正价值的实现。最高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的解释只是对被告举证的期限作了原则规定,不够完整。这次证据规则作了如下调整:
  被告应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规范性文件;因不可抗力或客观上不能控制的其它正当事由不能如期提供的,应在举证其限界满前提出延期举证申请,法院准许的,应在正当事由消除后10日内提供证据;逾期提供的,视为没有证据(1条)。
  原告或第三人应在开庭审理前或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日提供证据,因正当事由申请延期,法院准许的,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供,逾期提供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在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于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法院不予接纳(7条)。
  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1条)。
  (三)[证据管理规则]
  行政诉讼证据的管理原来也一直无法可依。本次司法解释对证据管理首次作了规定即:
  [证据指导] 法院向当事人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时,应告知其举证范围、举证期限、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以及因正当事由不能按期举证时,应提出延期举证申请(8条)。
  [分类编号] 这是当事人对证据进行的整理。当事人对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分类编号,对证据来源、证明对象和内容作简要说明,签名中盖章,注明提交日期(19条)。
  [证据交接] 法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应当出具收据,注明证据名称、种类、份数、页数、件数等及收到时间,经办人签名或盖章(20条)。
  三、补证规则
  行政诉讼中的补证,是指案件已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案件待证事实,当事人依法主动或应人民法院要求补充相关证据,从而证明案件待证事实的诉讼活动。从广义上讲,补证也属于举证,但二者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诉讼行为。
  [补证目的规则] 补证的目的和价值绝对不是为了补充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是在于当事人所举证据有缺陷,尚不足判断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情况下,便于人民法院全面准确审查判断认定已有的证据和待证事实,在于排除非法证据,强化质证和准确认证。补证即是当事人的权利,也是当事人的义务。补证主要适用以下情形:(1)当事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充分证明其提出的主张。如提供了主要证据,没有提供次要证据;相反,只提供了次要证据而没有提供主要证据;(2)人民法院发现当事人有只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没有提供对自己不利的证据;(3)当事人虽然掌握了证据,但出于种种原因未向法院提供或未全部提供;(4)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有瑕疵,如证言含混不清,物证不够完整,视听音像资料不清晰等;(5)当事人追加诉讼请求不明确;(6)某项证据的成立,要有其他证据佐证,而当事人并未提供这类证据。
  [补证方式规则] 原告或第三人提出其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证据的,经法院同意,被告可以在第一审程序中补充相应的证据(2条)。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补充有关证据(9条)。
  四、质证规则
  质证,在美国是指一方当事人在行政法官主持下,对对方证人所作的盘问。行政诉讼质证,指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在法官主持下,于证据交换或庭审中,对对方展示的证据进行辨认、质询 、说明、解释以确定证据效力的活动。质证的价值,在于提高 证据的可采性,寻找可定案证据,为认证作准备,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法官的内心确信。
  (一)[证据交换与展示规则]
  (1)对于案情比较复杂或者证据数量较多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前向对方出示或者交换证据,并将交换证据的情况记录在卷。(21条)
  (2)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应当保密的证据,不得在开庭时公开质证(37条)。
  (3)当事人申请人民调取的证据,由申请调取证据的当事人在庭审中出示,并由当事人质证。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由法庭出示,并可就调取该证据的情况进行说明,听取当事人意见(38条)。  
  (4)对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除外:出示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并经法庭准许可以出示复制件或者复制品;原件或者原物已不存在,可以出示证据复制件、复制品或与原件、原物一致的其他证据。视听资料应当当庭播放或者显示,并由当事人进行质证(40条)。
  (二)[质证内容与方式规则] 
  (1)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针对证据有无证明效力以及证明效力大小,进行质证。
  (2)经法庭准许,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可以就证据问题相互发问,也可以向证人、鉴定人或者勘验人发问。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相互发问,或者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时,发问的内容应当与案件事实有关联,不得采用引诱、威胁、侮辱等语言或者方式(39条)。
  (3)凡是知道案件事实的人,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人民法院依申请或职权可以就证人能否正确表达意志进行审查或者交有关部门鉴定(42条)。当事人在行政程序或者庭前证据交换中对证人证言无异议、或证人因年迈体弱行动不便、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意外事件无法出庭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可以提交书面证言(41条)。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并经人民法院许可。人民法院准许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开庭审理前通知证人。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庭可以根据审理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准许以及是否延期审理(43条)。证人出庭作证时,应当出示证明其身份的证件。法庭应当告知其诚实作证的法律义务和作伪证的法律责任。出庭作证的证人不得旁听案件的审理。法庭询问证人时,其他证人不得在场,但组织证人对质的除外(45条)。
  (4)法庭在质证过程中,对与案件没有关联的证据材料,应予排除并说明理由。法庭在质证过程中,准许当事人补充证据的,对补充的证据仍应进行质证。法庭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除确有必要外,一般不再进行质证(49条)。
  (5)在第二审程序中,对当事人依法提供的新的证据,法庭应当进行质证;当事人对第一审认定的证据仍有争议的 ,法庭也应当进行质证(50条)。
  (6)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对当事人依法提供的新的证据,法庭应当进行质证。“新的证据”是指以下证据:在一审程序中应当准予延期提供而未获准许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依法申请调取而未获准许或未取得,人民法院在第二审程序中调取的证据;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52条)。
  (7)因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而提起再审所涉及的主要证据,法庭也应当进行质证(51条)。
  (三)[专家辅助人出庭规则]
  专家辅助人,也称诉讼辅助人,是指在科学技术和其它专业方面具有特殊知识或经验的人,类似于法官或法庭顾问,其即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人,也不同于鉴定人。这次司法解释称之为专业人员。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当事人可以向法庭申请由专业人员出庭进行说明,法庭也可以通知专业人员出庭说明。必要时 ,法庭可以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对质。当事人对出庭的专业人员是否具备相应专业知识、学历、资力等专业资格等有异议的,可以进行询问。由法庭决定其是否可以作为专业人员出庭。专业人员可以对鉴定人员进行询问(48条)。
  (四)[重新鉴定规则]
  (1)原告或者第三人有证据或者有正当理由、表明被告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鉴定结论可能有错误,在举证期限内书面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29条)。
  (2)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鉴定部门或者鉴定人不具有相应的鉴定资格的;坚定程序严重违法的;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经过质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 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式解决(30条)。
  (3)人民法院对委托或者指定的鉴定部门出具的鉴定书,应当审查是否具有下列内容:鉴定的内容;鉴定时提交的相关材料;鉴定的依据和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鉴定的过程;明确的鉴定结论;鉴定部门和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鉴定人及鉴定部门签名盖章。前款内容欠缺或者鉴定结论不明确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鉴定部门予以说明、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32条)。
  五、认证规则
  行政诉讼认证是法官对证据三大属性,即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所进行的综合审查判断。 
  (一)[证据裁判主义规则]
  即人民法院裁判行政案件,应当以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53条)。虽然只有这短短的一句话,但它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以客观事实作为裁判依据时代的结束,开创了以法律事实为基础“证据裁判主义”的新纪元。“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口号,并同时为我国三大诉讼和人民法院组织法所确认(刑事诉讼第6条、民事诉讼第7条、行政诉讼法第4条),被奉为诉讼的基本原则。该原则本无可厚非,但过去一般都认为,“以事实为根据”就是要求司法人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必须以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为依据。由于案件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法官通过证据“重建”的案件事实,只能是带有主观色彩的“虚拟”的事实。因此,“客观事实”在诉讼中是不能实现的,诉讼也没有必要达到客观真实。
  德国学者Karl Larenz(拉伦兹)在《法学方法论》中,将案件事实分为“事实上发生的案件事实”即客观事实、“作为陈述的案件事实”即主观事实和“法律上的事实”。“事实上发生的案件事实”具有不可回复性;“作为陈述的案件事实”,则具有多变性,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对同一事实的陈述就可能不一样。唯有“法律上的事实”是通过诉讼程序最终认定的事实,具有“可接受性”。依照完善的证据立法和科学的证据规则就可以实现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合。法官的任务就是通过证据去查明和认定法律中规定的“案件事实”。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指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58条)。非法证据的17种情形:
  (1)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2)经合法传唤,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质证,且需要依法缺席判决的,被告方提供的证据;(3)证人根据其经历所作的判断、证人的推测或者评论;(4)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5)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6)以引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7)当事人无正当事由超出举证期限提供的证据材料;(8)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以外或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形成的未办理法定证明手续的域外证据材料;(9)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原件、原物、又无其他证据印证,且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无法印证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10)被当事人或者他人进行技术处理而无法辩明真伪的证据材料;(11)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证人提供的证言;(12)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或者在诉讼程序中自行收集的证据;(13)被告在行政程序中非法剥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权利所采用的证据;(14)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未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证据(60条);(15)复议机关在复议程序中收集和补充的证据,或者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在复议程序中未向复议机关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认定原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61条)(16)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格;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结论错误、不明确或者内容不完整的鉴定结论(62条)。(17)不具备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其他证据材料(57条)
  (三)[补强证据规则]
  所谓补强证据是指某一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只有在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补强的情况下,才能作为定案证据。补强证据规则是对法官自由裁量的限制。在国外,补强规则通常适用于言词证据,而我国不仅适用于言词证据,还适用于视听资料、书证、物证等。补强证据应当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必须具备证据资格。第二,与被补强的证据材料相结合才能证明案件事实。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69条及其司法解释最先规定了补强规则,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辩明真伪国,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补强证据主要有以下几类:
  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适应的证言;与一方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或者与一方当事人有不利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不利的证言;应当出庭作证而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难以识别是否经过修改的视听资料;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经一方当事人或者他人改动,对方当事人不予以认可的证据材料;其他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材料(71条)。
  (四)[最佳证据规则]
  所谓最佳证据规则,是指数个证据对某一特定的与案件有关的事实都有证明力,只能采用可能得到的最令人信服和最有说明力的证据予以证明的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最佳证据规则的适用范围限于书证,即对书证内容真实性的最佳证据方式是出示原件,副本、抄件、复印件都是第二手或第二手以下的材料。行政诉讼最佳证据规则的主要内容有:
  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鉴定结论、现场笔录、勘验笔录、档案材料以及经过公证或者登记的书证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原件、原物优于复制件、复制品;法定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优于其他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法庭主持勘验所制作的勘验笔录优于其他部门主持勘验所制作的勘验笔录;原始证据优于传来证据;其他证人证言优于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提供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优于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数个种类不同、内容一致的证据优于一个孤立的证据(63条)。
  以有形载体固定或者显示的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以及其他数据资料,其制作情况和真实性经对方当事人确认,或者以公证等其他有效方式予以证明的,与原件具有同等的证明效力(64条)。

  (五)[自认证据规则]
  自认仅指一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不利于己的案件事实承认其真实的意思表示, 不包括对对方诉讼请求的认诺。对自认,我国学者的观点不尽一致。 分歧的焦点主要在于自认的客体是否包含对对方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认诺。分歧产生的原因是长期以来, 我国证据理论研究拘泥于证据立法实践, 一直未引入英美及大陆法系国家关于自认的概念和学说。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 对自认习惯于以“当事人承认”这个概念来表述。然而“当事人承认”这个概念的内涵, 在不同的专著中并不是一致的,有的仅指自认,有的还包括认诺。本司法解释仍沿用了这一概念,并且赋予了其特定的涵义,即:
  (1)在庭审中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认可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该事实予以认定。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65条);(2)在行政赔偿诉讼中,人民法院主持调解时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而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66条);(3)在不受外力影响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对方当事人明确表示认可的,可以认定该证据的证明效力;对方当事人予以否认,但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进行反驳的,可以综合全案情况审查认定该证据的证明效力(67条)。
  (六)[司法认知与推定规则]
  司法认知是证据学上的一个基本问题。所谓司法认知,也称审判上的认知,是指法院以宣告的形式直接认定某一个事实的真实性,以消除当事人无谓的争议,确保审判顺利进行的一种诉讼证明方式。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司法认知的认识都是极为深入的。司法认知是举证责任的例外情形,当事人在其主张可因属自然规律、众所周知的事实使法官无需进一步认定时,司法认知制度的优势便显示出来了。
  推定作为法律概念,有多种表述方式,其一般意义为:推定是一种法律规则,根据制定法或者判例,根据已知的事实可以认定推定事实存在,除非有相反的证据推翻这种推论。其中前一事实称为基础事实,后一事实称为推定事实。需要注意的是,推定是一种证据规则,而非证据,分为事实推定和法律推定。法律推定指根据法律的规定,当某一事实条件存在时,必然推定另一事实的存在。如婚姻关系期间所生子女即是婚生子女的推定。事实推定是指法庭依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就某一已知事实推论出未知事实的证明规则。如聋哑人听不见声音等。该规则主要有以下三个条文:
  下列事实法庭可以直接认定:
  众所周知的事实;自然规律及定理;按照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已经依法证明的事实;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前款1、3、4、5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68条)
  原告确有证据证明被告持有的证据对原告有利,被告无正当事由拒不提供的,可以推定原告的主张成立(69条)。
  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是如果发现裁判文书或者裁决文书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的,应当中止诉讼,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后恢复诉讼(70条)。

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
          曾志明  阎成钢律师
2006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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