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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论离婚法草案》中的法律思想及其意义

作者:中国法制宣传网 发布时间:2009-03-25 阅读数:
【内容提要】马克思《论离婚法草案》中蕴含了丰富的法律思想,包括立法思想、婚姻法思想以及法哲学思想,对我国法学的理论研究和现实实践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立法者 婚姻 离婚 伦理

  1842年,在历史法学派“巨子”萨维尼的领导下,普鲁士国家制定一部离婚法草案。这个新法案以基督教精神为依据,把世俗婚姻宗教化,强调婚姻的不可离异性,规定了过于苛刻的离婚条件。《莱茵报》在1842年10月20日公布了这一草案,对离婚法草案“采取了完全独特的立场”,揭露企图实施严格的离婚法的普鲁士国家的伪善面目,使该草案遭到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在这场斗争中,马克思于1842年12月18日写下《论离婚法草案》一文,重申《莱茵报》对新草案的五条反对意见,分析了婚姻法的本质,⑴对新法案进行了入木三分、淋漓尽致的批判。这篇文章篇幅短小(译成汉语仅2500余字),却说理深刻,批判力强,蕴含了丰富的伦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思想。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阐发和运用了其关于立法、婚姻法以及法的原理等多方面的法学理论和法律思想,马克思早期的这些法律思想对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法学的正式形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对我国的现实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非常值得重视和进一步挖掘。

一、立法思想及其意义

  首先,在立法的本质和内容方面,马克思辨证地认为,立法的本质是反映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本质决定了立法的内容。马克思在《离婚法草案》中说,“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也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用有意识的实在法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出来。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情的本质,那么人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同样,当私人想违反事物的本质任意妄为时,立法者也有权利把这种情况看作是极端任性。”⑵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立法者“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不得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情的本质”,把“违反事物的本质任意妄为”看作是“极端任性”,从而得出立法的本质是反映事物的本质,立法应以事物的本质为基础,而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基础;马克思又说“离婚无非是宣布某一婚姻是已经死亡的婚姻,它的存在仅仅是一种假象和骗局。不言而喻,既不是立法者的任性,也不是私人的任性,而是只有事物的本质才能决定,某一婚姻是否已经死亡;因为大家知道,宣告死亡取决于事实,而不取决于当事人的愿望。”⑶在这里,马克思强调“离婚无非是”对“已经死亡的婚姻”的“宣布”,并认为“既不是立法者的任性,也不是私人的任性,而是只有事物的本质才能决定,某一婚姻是否已经死亡;”“宣告死亡取决于事实,而不取决于当事人的愿望”,从而得出事物的本质决定婚姻是否死亡的事实,并进而决定是否可以离婚的法律内容的结论,事物的本质才是立法活动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还说“对于婚姻,立法者只能规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婚姻是允许离异的,也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婚姻按其实质来说是已经离异了。法院判决的离婚只能是婚姻内部瓦解的记录。立法者的观点是必然性的观点。因此,如果立法者认为婚姻是牢固的,足以承受种种冲突而不致受到损害,那他就是尊重婚姻,承认它的深刻的合乎伦理的本质。”⑷在这里,马克思强调只有在“婚姻按其实质来说是已经离异了”的情况下,立法者才能作出离异的规定,并且“法院判决的离婚只能是婚姻内部瓦解的记录。立法者的观点是必然性的观点。”马克思再一次强调了立法的本质是反映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本质决定立法的内容的结论。综上,马克思在《论离婚法草案》中再三且充分论证了决定立法内容的只能是事物的本质。
  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开始向历史唯物主义法学观迈进。马克思随后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⑸,将立法与事物的本质之间的关系深化到法与客观关系之间的关系上。此后又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⑹,将法与客观关系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到法与物质的生活关系之间的关系上,后来到1845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法与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之间的关系上升到法与人类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及社会经济关系之间的关系上,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贯彻到法律领域,从根本上揭示了法的运动的一般规律和法的本质,⑺促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学的正式形成。⑻
  其次,在立法的对象方面,马克思在《论离婚法草案》中,对于立法的对象进行了探讨。马克思认为,婚姻可以成为立法的对象,因为它是家庭的基础。马克思说“他们抱着幸福主义的观点,他们仅仅想到两个个人,而忘记了家庭。他们忘记了,几乎任何的离婚都是家庭的离散,就是纯粹从法律观点看来,子女及其财产也不能按照随心所欲的意愿和臆想来处理。如果婚姻不是家庭的基础,那么它也就会象友谊一样,不是立法的对象了。”⑼在这里,马克思首先分析了离婚的后果:导致“家庭的离散”,需要处理“子女及其财产”,然后得出结论:婚姻“是立法的对象”,并且是因为婚姻“是家庭的基础”。马克思在此严格探讨了婚姻法中的立法的对象(对后文中离婚的本质是婚姻关系破裂(而不是感情破裂)的问题做了铺垫),并探讨了婚姻之所以成为立法的对象的原因。
  我们知道,“行为关系是法律的调整对象” ⑽,因为,在此之前即1842年2月,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说过:“只是由于我表现自己,只是由于我踏入现实的领域,我才进入受立法者支配的范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之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法律在处置我时所应依据的唯一的东西,因为我的行为就是我为之要求生存权利、要求现实权利的唯一东西,而且因此我才受到现行法的支配。”⑾马克思在这里谈了只有人的行为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那么,与之对应的思想就不能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但是,我们并不清楚什么样的行为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结婚、交友、恋爱这些行为是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呢?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论离婚法草案》中,经过分析和探讨,认为婚姻是立法的对象,而友谊不是立法的对象。原因在于婚姻是“家庭的基础”,离婚导致“家庭的离散”、需要处理“子女及其财产”。也就是说,婚姻问题绝不是个人私事,它还涉及家庭、子女和社会,具有用法律调整的必要性,需要用法律对婚姻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要求。我们由此可以对什么样的行为可以成为立法的对象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是,笔者认为,对于立法的对象问题,我国缺乏对此问题的研究,⑿有待于在此基础上进行探讨。
  第三,在立法决策方面,马克思在《论离婚法草案》中对立法决策的主体和内容进行了分析,认为只有代表并反映人民意志的立法者才能正确反映事物的本质,并认为正确的决策应是主观意志和客观内容一致的产物。马克思说:“当然,只有当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因而是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的时候,才会有确实的把握,正确而毫无成见地确定某种伦理关系的存在已不再符合其本质的那些条件,做到既符合科学所达到的水平,又符合社会上已形成的观点。”⒀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法律应是“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客观内容,指事物的本质),应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主观意志指代表人民意志的立法者的意志),他认为,正确的立法决策应该是客观内容和主观意志一致的产物,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只有如此,立法者才能在“婚姻按其实质来说是已经离异了”的条件下,作出“判决”的“记录”。以上内容,用现在的语言来表达,就是立法决策要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的意志出发,实行立法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马克思在《论离婚法草案》中蕴涵的立法决策的思想,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和实际意义。对我国的立法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目前,我国的立法决策机关,通过民主表决作出立法决定,并通过召开听证会、协调会、预审会、座谈会等形式,广泛听取社会各界人们的意见和建议,正在为进一步推进和完善立法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做着努力。

二、婚姻法思想及其意义

  首先,关于婚姻的本质问题,马克思在《论离婚法草案》中提出婚姻的本质是“合乎伦理的”。马克思对于婚姻的本质的探讨,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关于婚姻的本质的思想。马克思在《论离婚法草案》中说“立法不是把婚姻看作一种合乎伦理的制度,而是看作一种宗教的和教会的制度,因此,婚姻的世俗本质被忽略了”。⒁在这里,马克思认为婚姻的世俗本质在于是“合乎伦理的制度”,而不是“宗教的和教会的制度”;马克思还说“可见,他们注意到的仅仅是夫妻的个人意志,或者更正确些说,仅仅是夫妻的任性,却没有注意到婚姻的意志即这种关系的伦理实体。”⒂在这里,马克思认为“婚姻的意志”就是“这种关系的伦理实体”;最后,马克思说因此,如果立法者认为婚姻是牢固的,足以承受种种冲突而不致受到损害,那他就是尊重婚姻,承认它的深刻的合乎伦理的本质。”⒃在这里,马克思认为婚姻的本质在于“深刻的合乎伦理”。总之,马克思认为婚姻的本质是合乎伦理的,是一种伦理关系,这种观点在《论离婚法草案》中做了反复的阐述。
  其次,关于婚姻是否可以离异的问题,马克思在《论离婚法草案》中认为,婚姻的本质决定了婚姻是可以离异的。马克思首先批判了黑格尔从婚姻的概念上分析婚姻不可离异,而只能由伦理性的权威来决定是否可以离婚的观点⒄,并认为,黑格尔之所以认为婚姻不可离异,是因为黑格尔仅仅从婚姻的概念上进行抽象的逻辑分析,而忽视了婚姻的本质和实际状况。他说“黑格尔说:婚姻本身,按其概念来说,是不可离异的,但仅仅就其本身,即仅仅按其概念来说是如此。这句话完全没有表明婚姻所具有的那种特殊的东西。”⒅然后,马克思提出“国家中现实的婚姻也是可以分离的”⒆,并阐述了婚姻可以离异的理由,因为:“任何伦理关系的存在都不符合,或者至少可以说,不一定符合自己的本质。”⒇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婚姻的本质决定了存在着的婚姻可能不符合自己的本质,当婚姻不再是真正的婚姻的时候,离异成为对非婚姻的一种认定,是合理的。
  同时,马克思也提出了不可轻率离婚的观点。马克思说“他们抱着幸福主义的观点,他们仅仅想到两个个人,而忘记了家庭。他们忘记了,几乎任何的离婚都是家庭的离散,就是纯粹从法律观点看来,子女及其财产也不能按照随心所欲的意愿和臆想来处理。如果婚姻不是家庭的基础,那么它也就会象友谊一样,不是立法的对象了。”(21)在这里,马克思将婚姻与道德(指“仅仅想到两个个人,而忘记了家庭”的自私行为)、家庭和社会联系起来分析,反对离婚的轻率行为。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将婚姻的伦理性本质和合法及理性结合起来,论证任何人都不应任性地轻率离婚。他说 “谁也不是强迫结婚的,但是任何人只要结了婚,那他就得服从婚姻法……所以,婚姻不能听从结婚者的任性,相反,结婚者的任性应该服从婚姻。谁任意地使婚姻破裂,那他就是声称,任性、非法行为就是婚姻法,因为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不会有一种非分的要求,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他一个人才可以做的享有特权的行为;相反,每个有理性的人都会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法的,一切人都可以做的行为。”(22)最后,马克思痛斥了那些反对“严格的离婚法”的人,他说“当有些方面责难实施严格的离婚法的地区(莱茵省也为属于这样的地区而自豪)是伪善的时候,我们只能称之为冒失行为。只有那些眼界没有超越自己周围的道德沦丧现象的人们,才敢于做出这样的指摘。”(23)马克思关于不可轻率离婚的观点,还深刻且明显地体现在他对离婚的条件的论述上,严格地遵守离婚的实质条件,也是反对任性和轻率离婚的表现。
  第三,关于离婚的本质、立法者作出离婚规定的条件以及法院判决的性质问题,马克思提出,离婚的本质在于“是宣布某一婚姻是已经死亡的婚姻”,并强调只有当“某一婚姻是已经死亡的婚姻”、“婚姻按其实质来说是已经离异了”的情况下,立法者才能作出可以离婚的规定,法院才能作出离婚的“记录”。首先,马克思论述了离婚的本质,他说“离婚无非是宣布某一婚姻是已经死亡的婚姻,它的存在仅仅是一种假象和骗局。不言而喻,既不是立法者的任性,也不是私人的任性,而是只有事物的本质才能决定,某一婚姻是否已经死亡;因为大家知道,宣告死亡取决于事实,而不取决于当事人的愿望。”(24)在这里,马克思深刻地论述了离婚的本质,离婚无非是在“宣布某一婚姻是已经死亡的婚姻”,这是由“事物的本质”决定的,不是由当事人也不是由立法者决定的。然后,马克思论述了立法者可以作出离婚的条件,他说“既然你们要求在确定肉体死亡时要有确凿的、无可反驳的证据,那么,难道立法者不应该只是根据最无可怀疑的征象来确定伦理的死亡吗?因为维护伦理关系的生命不仅是立法者的权利,也是他的义务,是他的自我保存的义务!”(25)“对于婚姻,立法者只能规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婚姻是允许离异的,也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婚姻按其实质来说是已经离异了。”(26)“立法者的观点是必然性的观点。因此,如果立法者认为婚姻是牢固的,足以承受种种冲突而不致受到损害,那他就是尊重婚姻,承认它的深刻的合乎伦理的本质。”(27)“对个人愿望的宽容就会变成对个人本质的严酷,变成对于体现在伦理关系中的个人的伦理理性的残酷。”(28)马克思反复强调了立法者应该严格遵守的离婚条件,即:只有在“婚姻按其实质来说是已经离异了”的“条件下”,立法者才能对婚姻作出“允许离异”的“规定”。当然,立法者可以作出离婚规定的条件是由离婚的本质决定的。最后,根据离婚的本质和立法者可以作出离婚规定的条件,马克思指出法院判决的性质,即“法院判决的离婚只能是婚姻内部瓦解的记录”(29)。 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法院的判决只是婚姻已经死亡的“记录”,而不是扼杀婚姻的“决定”或“号令”。值得一提的是,笔者认为,除此之外,马克思认为法院的判决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对“子女及其财产”作出处理决定,这也是马克思反对轻率离婚的家庭和社会原因。
  马克思以上关于婚姻法的理论,对完善我国的婚姻法理论和解决现实问题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我们知道,我国现行的1980年《婚姻法》对于“准予离婚”的条件作出了两项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和“(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笔者认为,根据马克思关于婚姻法的理论,此规定具有下面五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的规定具有纵容轻率离婚之嫌。立法者意即只要男女双方自愿离婚,不管什么原因,都“准予离婚”。也就是说不管婚姻是否“已经死亡”,都准予离婚。这种规定,首先,忽视了婚姻的伦理性;其次,纵容了夫妻双方对自己道德和家庭的不负责任,无视离婚的社会后果;第三,在现代社会,容易出现因计划生育、逃避债务等钻法律空子的虚假离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规定,与当今社会的离婚率居高不下具有直接原因。当然,必须指出,反对轻率离婚,不是限制人权和无视伦理,反而是真正保障人权和尊重婚姻的伦理性的要求和表现。
  第二、“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的规定具有限制离婚之嫌。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只有在“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情况下,才“准予离婚”。也就是说,不管婚姻是否“已经死亡”,只要在“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就“准予离婚”。这不仅忽视了婚姻的伦理性,而且限制了其他应该“准予离婚”的情形。因为“感情确已破裂”并不一定代表婚姻“已经死亡”,即使“感情确已破裂”是婚姻“已经死亡”的一种情形,也并不能全部涵盖婚姻“已经死亡”的所有情形。
  第三、其实之所以出现上述轻率离婚和限制离婚的情况,导致婚姻“不该离的离了,该离的不能离”的后果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上述规定忽视了离婚的本质和条件。离婚的本质在于“是宣布某一婚姻是已经死亡的婚姻”,离婚的条件是“某一婚姻是已经死亡的婚姻”、“婚姻按其实质来说是已经离异了”。离婚的本质和条件决定了立法者只能规定在婚姻“已经死亡”的条件下,才可以确认离婚。但我国的1980《婚姻法》却无视离婚的本质,没有“表述”正确的离婚的条件。
  第四、上述规定中“准予离婚”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立法的本质在于“仅仅是在表述法律”,离婚的本质在于“是宣布某一婚姻是已经死亡的婚姻”,法院判决的本质“只能是婚姻内部瓦解的记录”。正确理解了马克思上述理论,我们就能发现“准予离婚”这样的字眼,把离婚看成了扼杀婚姻的“决定”或“号令”。笔者认为,“发给离婚证”这样的说法才是合理和正确的。
  第五、特别需要单独提出的是,“感情确已破裂”中“感情”这个字眼的提法有承认“感情”是婚姻法的调整对象之嫌,婚姻法真正的调整对象是“婚姻”,而不是“感情”。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对于“准予离婚”的条件的规定具有一项改进,就是对于“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增加了“准予离婚”的几种“情形”。增加的这几种情形,对修正前的《婚姻法》“限制离婚”的不足有所缓和,但是,“如感情确已破裂”和“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这种语言表述说明立法者仍没有认识到离婚的条件和本质是“婚姻已经死亡”,导致“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并不必然是“婚姻已经死亡”的情形,也并不能全部涵盖“婚姻已经死亡”的所有情形。(30)并且“轻率离婚”和“准予离婚”方面的不足依然存在。所以,笔者认为,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的立法者对于马克思关于婚姻法的思想还有待进一步认识和理解。
  此外,笔者认为,马克思在《论离婚法草案》中除了对本文上述提及的立法和婚姻法方面的思想具有深刻的论述外,还蕴含了丰富的法哲学方面的思想。比如:关于法律和自由的关系的论述、关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的论述、关于应然法和实然法的论述、关于人性和法律的关系的论述等等。
  
  【作者介绍】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法学理论专业2005级硕士研究生。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以上文字参考了李光灿、吕世伦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第120页。
  ⑵ ⑶ ⑷ ⑼ ⒀ ⒁ ⒂ ⒃ ⒅ ⒆ ⒇(21)(22)(23)(24)(25)(26)(27)(28)(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二版,第一卷,第346—350页。
  ⑸、马克思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说:“关于第一点:人们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关系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一旦证明这些关系必然会产生某个事物,那就不难确定,这一事物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必然会现实地产生,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即使已经有了需要,它也不可能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二版,第363和364页。
  ⑹、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说:“法的关系就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李光灿、吕世伦主编《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第131页。
  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3页。)应当把法看成“从人们的物质关系以及人们由此而产生的互相斗争中产生”,而不是从“自由意志”中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63页。)“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带有政治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8页。)从而,“不是国家由于统治意志而存在,相反地,是从个人地物质生活方式中所产生的国家同时具有统治意志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9页。)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8页。)
  ⑻、李光灿、吕世伦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第231页中说“《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法学形成的标志”。
  ⑽、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54页。
  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二版,第一卷,第121页。
  ⑿、对于“立法的对象”或者说“法律调整的对象”问题,笔者查阅了沈宗灵主编的《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葛洪义主编的《法理学教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周永坤主编的《法理学——全球视野》法律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张文显主编的《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德)魏德士著、丁小春、吴越译的《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朱力宇、张曙光主编的《立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侯淑雯著的《立法技术与技术原理》中国工商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均未发现有“什么样的行为是法律调整的对象”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论述。
  ⒄、就《论离婚法草案》这篇文章来说,只能看出“黑格尔从婚姻的概念上分析婚姻不可离异”,而看不出“只能由伦理性的权威来决定是否可以离婚”,后句话笔者参考了李光灿、吕世伦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第121页的文字:即“婚姻仅仅就其概念是不能离异的。然而,由于婚姻是伦理性的东西,所以,离婚不能听凭任性来解决,而只能通过伦理性的权威来决定,不论是教堂或法院都好。”
  (30)、其实,从200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的格式来看,立法者似乎已经对“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并不能涵盖“婚姻已经死亡”的所有情形有所认识,新增加的四种情形在内容上都是“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而第五种情形的表述称“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语言的严密性说明,所有“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都已经涵盖了,但是这些还不能包括“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的情形,这不属于“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所以,;立法者单独列出这一情形。很明显,这种情形只能根据婚姻的的伦理性本质,称之为“婚姻死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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